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研究

　　　　　　　　肖建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 黄忠顺 贵州六盘水师范学院

　　内容提要: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数人侵权责任服从和服务于救济、预防、惩罚等多重功能的实现，而数人侵权责任的追究程序，往往因诉讼模式研究的滞后而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数人侵权责任诉讼可以类型化为个别型、整体型以及选择型三种诉讼模式。选择型诉讼模式契合侵权责任法以受害人为中心、强化对受害人救济的当代重要发展趋势，应当成为数人侵权责任诉讼程序设置的基准模式，而法定诉讼担当的运用则有助于奠定该诉讼模式在当事人适格方面的正当性基础。


伴随着个人责任向社会责任的适度倾斜，侵权责任的分担主体不再局限于加害人，甚至无须承担最终责任者也可能被要求向受害人临时性或者终局性承担侵权责任，以此实现最终责任主体无法承担侵权责任风险的移转。为此，我国民法学者对替代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垫付责任、补充责任、相应补充责任等新型责任形态加以系统研究，并使用“数人侵权责任”作为“共同侵权责任”的上位概念，使得受害人依据《侵权责任法》追究责任的主体并非总是（主观上存在可谴责性的）侵权行为人，以适应侵权责任法功能扩张之需，即：在存在最终责任主体的情形下，实体法拓展责任主体范围，有助于叠加数人之责任财产以增加受害人损失获得填补的几率；在不存在最终责任主体或者最终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情形下，实体法将原本与侵权之债不存在任何关系的主体列为责任主体，其本质是立法者基于公平原则而适度移转或者分散受害人之损失。[1]然而，相对于实体法努力拓展受害人救济途径而言，程序法学者对不同侵权责任形态下的诉讼模式及其正当性基础缺乏相应的研究，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脱节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侵权责任法功能的发挥。鉴于此，本文在对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选择型诉讼模式为原则，以整体型诉讼模式为例外，禁止个别型诉讼模式”的结论，并运用法定诉讼担当理论对数人侵权责任诉讼中所涉及的当事人适格问题加以探讨，以期融通实体法与程序法，动态实现侵权责任法的多重功能[2]，全程贯彻侵权法的人文关怀理念[3]。

一、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数人侵权责任形态

民法学者认为，数人侵权责任形态包括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4]并将其进一步类型化为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与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前者的每个责任人都承担一定份额的最终责任，包括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而后者则只有最终责任人承担最终责任，其他责任人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其追偿，包括不真正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5]然而，前述观点形成于《侵权责任法》之前，对数人侵权责任形态体系的构建与类型化未必符合《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按照杨立新教授的观点，我国《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侵权责任形态有自己责任、分担责任、适当责任、按份责任、替代责任、垫付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以及相应责任等 10 种。[6]笔者认为，前三种系在受害人与责任人之间分担风险而不涉及不同侵权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而相应责任可以类型化为单向连带责任相应责任与过失相抵的相应责任，[7]前者涉及数人侵权责任可被连带责任形态所吸收，而后者系在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分担责任而与数人侵权责任无关，因而，相应责任并非严格意义上独立类型的数人侵权责任形态。除此以外的其他六种侵权责任形态均涉及侵权请求权所指向责任主体的复数化趋势，笔者倾向于均将其纳入本文的考察范围。

在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类型化方面，本文倾向于将按份责任作为数人侵权责任的基准形态，而将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替代责任、垫付责任作为数人侵权责任的特殊形态。原因在于：按份责任系对个人责任伦理原则的贯彻，而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替代责任、垫付责任则均属于为了追求侵权责任法的社会功能而对个人责任伦理原则所作的法定例外规定。[8]相对于“将连带责任纳入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形态，并在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形态中进一步将按份责任作为原则”的方案，本文立场能够在发挥按份责任在数人侵权责任形态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避免重复运用“一般——特殊”法理而具有简化适用规则的功能，并且有助于克服因“内部份额”的解释不周所带来的难以自圆其说。[9]

综上所述，本文框架下的数人侵权责任形态包括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替代责任以及垫付责任等六种形态，其中按份责任是数人侵权责任的基准形态，而其他五种为数人侵权责任的特殊形态。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数人侵权责任主体之间仅负按份责任，而其他责任形态的适用则需要法律特别规定，立法者已经通过《侵权责任法》完成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设置。然而，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现行规定与既有研究均仅注重责任的静态配置，而忽视责任的动态实现，程序法滞后的现状妨碍了精致的数人侵权责任制度功能的实现，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对我国数人侵权责任诉讼形态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和配置数人侵权诉讼模式。

二、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的建构原理

立法者在按份责任基准形态的基础上创设或确认连带责任等五种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形态，试图藉此叠加不同民事主体的责任财产，以强化受害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此乃实体法层面“以受害人为中心”，强化受害人救济的立法精神的贯彻。[10]程序法上的诉讼形态配置应当贯彻侵权责任法立法宗旨，建立有利于受害人行使诉讼实施权的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

（一）三种不同的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的划分

以受害人行使诉讼实施权的不同方式，可以将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分为三种：个别型、整体型和选择型。受害人须向不同侵权责任主体分别行使诉讼实施权的，为个别型诉讼模式；受害人须对所有侵权责任主体概括性行使诉讼实施权的，为整体型诉讼模式；受害人根据自身利益安排可以自主确定被告的，为选择型诉讼模式。

个别型诉讼模式要求受害人分别对不同侵权责任主体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民诉法中的单一诉讼形态（即一个原告诉一个被告）；受害人同时将不同的侵权责任主体列为被告起诉，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的，构成民诉法上的普通共同诉讼，适用普通共同诉讼的主张共同、证据共通和抗辩共通原则。显而易见，个别型诉讼模式有助于贯彻侵权责任法的个人责任原则。通常情况下，受害人将复数侵权责任主体作为普通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其分别承担与其最终责任份额相当的侵权责任并不会妨碍个人责任原则的贯彻，反而有助于法院将侵权之诉与分担之诉合并审理，提高诉讼效率。但在不真正连带责任诉讼中，我国现行法允许受害人不受被告最终责任份额限制而请求其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而不允许原告直接追究最终责任分担主体的侵权责任，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受害人在诉讼策略选择方面的自由。

整体型诉讼模式强制受害人一次性穷尽行使侵权请求权（否则视为放弃部分侵权请求权），将所有侵权责任主体作为共同被告概括性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数个共同被告要承担与其最终责任份额相当或者超出其最终责任份额的侵权责任，这种诉讼构成了民诉法中的必要共同诉讼形态（即所有侵权责任主体均列为必要共同被告）。一般而言，强制受害人一次性行使对数个侵权责任主体的诉讼实施权，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间接责任主体的作用。因为在特定数人侵权责任形态下，间接责任主体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是附条件的，而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往往构成受害人与直接责任主体的争点，强制要求受害人捆绑式对直接责任人与间接责任人行使诉讼实施权显然有助于对间接责任人的保护。

选择型诉讼模式授予受害人提起个别型诉讼或者整体型诉讼的选择权，有助于其科学运用诉讼策略，契合当代侵权责任法以受害人为中心及强化对受害人救济的发展趋势，应当得以肯定和推广适用。选择型诉讼模式赋予受害人在诸多诉讼策略之中选择最佳救济途径，如果复数侵权责任主体实际诉讼能力悬殊较大或者对承担侵权责任态度不甚相同，那么受害人可以选择提起个别诉讼的方式请求实际诉讼能力较弱或者原告有充分证据证明的部分侵权责任主体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责任；如果不存在前述提起个别诉讼的优势，那么受害人可以通过整体诉讼的方式节约诉讼成本。[11]

（二）数人侵权责任三种诉讼模式的比较与评判

1．选择型模式相对于个别型模式的优越性

相对于个别型诉讼模式而言，选择型诉讼模式更有利于被害人灵活采取诉讼策略、更好地避免不正当地人为增加受害人维权成本，且契合国际发展趋势。详言之，在保障被害人得以充分运用诉讼策略方面，选择型诉讼模式赋予受害人在个别诉讼与整体诉讼之间进行选择，并最终确立对其最有利的诉讼路径，而个别型诉讼模式则强行性要求受害人只能向不同主体分别行使诉讼实施权，因而，前者更有助于从程序法层面强化对被害人的保护。在防止不正当增加受害人维权成本方面，个别型诉讼模式要求受害人对复数侵权责任主体分别行使诉讼实施权的做法势必导致诉讼效率低下、诉讼成本增加，而在选择型诉讼模式下，尽管受害人也可能选择进行个别诉讼，但是，受害人在抉择时已经对诉讼效率及诉讼成本有所考虑并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自愿决定采取该诉讼策略，因而，后者并不存在强行增加受害人维权成本的诘难。在数人侵权诉讼模式的国际发展趋势方面，基于普通共同诉讼适用范围的泛化以及新诉讼标的理论的传播，传统大陆法系采取个别型诉讼模式加以解决的民事纠纷，在我国通过选择型诉讼模式解决，既有助于贯彻纠纷一次性解决原理，也有助于受害人更加集约地实现其权益。

2．选择型模式相对于整体型模式的优越性

选择型诉讼模式并不排斥受害人选择行使整体性诉讼实施权，而只是禁止违背受害人意志强制性推行整体型诉讼模式，整体型诉讼模式的相对优势同样能够在选择型诉讼模式中得以实现。反之，整体型诉讼模式的基准化则存在着以下弊端：首先，整体型诉讼模式的基准化有违特殊侵权责任形态的设置宗旨。按份责任是数人侵权责任的基准形态，侵权责任法规定按份责任以外的其他责任形态，目的在于强化对受害人所享有的实体请求权的保护程度。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受害人享有对个别诉讼与整体诉讼进行选择的利益。其次，整体型诉讼模式的基准化有违《侵权责任法》立法宗旨。在《侵权责任法》的起草、论证过程中，立法者原本试图回避对实体法与程序法在连带责任诉讼模式方面存在的冲突，但基于学界的努力，立法机关最终通过第 13 条有关“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规定，试图对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中将其作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而要求“被侵权人只得请求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做法（即整体型诉讼模式）加以修正。尽管本条仅适用于连带责任形态，并且因使用“被侵权人”术语而使得其适用范围受到进一步限制，[12]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立法精神系对整体型诉讼模式的否定，而对选择型诉讼模式的肯定。最后，整体型诉讼模式的基准化有违共同诉讼基本原理及其发展趋势。大陆法系国家以共同诉讼必要性与法律上的统合确定必要性为考量因素对共同诉讼加以类型化分析，其中，不具备共同诉讼必要性且不具备统合必要性的共同诉讼被称为“普通共同诉讼”，既具备共同诉讼必要性也具备统合确定必要性的共同诉讼被界定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虽不存在共同诉讼必要性但具备统合确定必要性的共同诉讼则被概括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所谓“共同诉讼必要性”系指法律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必须成为当事人，而不允许以个别诉讼形式起诉或者应诉；而所谓“法律上的统合确定必要性”则指存在对共同诉讼人全体做出统一裁判的必要性及因此而产生的统一诉讼资料及诉讼进程的必要性。具体到数人侵权责任诉讼而言，一方面，我国实体法并没有明确将数人侵权责任人全体作为诉讼当事人，而允许以个别诉讼形式主张权利，因而，不具备“共同诉讼必要性”；另一方面，在数人侵权责任诉讼中，并不否定不同责任主体在是否认诺受害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自认其他诉讼主体的主张事实以及是否接受调解、与对方达成和解等方面的独立性，因而，也不具备统一裁判的必要性。因而，大陆法系将其确定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或者普通共同诉讼，目前大陆法系转而进入“强化普通共同诉讼功能、限定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范围、严格解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阶段，鉴于此，我国强制性推行整体型诉讼模式有违共同诉讼的发展趋势。

3．我国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的建构

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传统大陆法系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侵权责任主体范围，将不存在主观可谴责性的民事主体纳入间接责任人之列，对这些间接责任人给予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也是利益衡量之必需。在这个方面，整体型诉讼模式能够有效防范不正当扩张间接责任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范围、确保一般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的价值。基于此，整体型诉讼模式应当成为选择型诉讼模式的有效补充，两者共同构成我国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体系，其中，选择型诉讼模式着眼于保护受害人，而整体型诉讼模式侧重于保护间接责任人，前者为基准，后者为有益补充。

选择型诉讼模式除了上述优越性外，优如下特质也值得关注：其一，选择型诉讼模式并不会给法院增加程序上的不便。个别诉讼实施权的行使未必对受害人更为有利，在受害人选择行使整体诉讼实施权的情形下，该模式设置并没有给法院带来相对于整体型诉讼模式的不便。其二，选择型诉讼模式并不会造成未被起诉的责任主体程序保障权的损害。受害人与部分责任人诉讼获得的确定裁判尽管对复数责任主体整体上具有拘束力（外部效力），但并不能当然在复数责任主体内部最终责任分担方面具有拘束力；同时，未被起诉的责任主体可以其他身份参加到诉讼程序中，因此其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并不会实质性地遭受损害。

三、我国数人侵权责任诉讼形态的基本配置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07〕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这些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工作。近年来，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古籍保护工作还面临许多问题，形势严峻。为抢救、保护我国珍贵古籍，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办发〔2006〕24号），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保护好这些古籍，对促进文化传承、联结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古籍保护工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由于诸多原因，当前我国古籍保护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如现存古籍底数不清，古籍老化、破损严重；古籍修复手段落后，保护和修复人才匮乏，尤其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整理人员极度缺乏，面临失传的危险；大量珍贵古籍流失海外。因此，加强古籍保护刻不容缓。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古籍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二、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古籍保护工作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古籍保护制度，提高全社会的古籍保护意识，充分发挥古籍在传承中华文化，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二）基本方针。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坚持依法保护和科学保护的原则，正确处理古籍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三）主要任务和基本目标。“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和“十一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全面、科学、规范地开展保护工作。对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实现古籍分级保护，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完成一批古籍书库的标准化建设，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加强古籍修复工作，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通过努力，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使我国古籍得到全面保护。
　　三、突出重点，科学规范地开展古籍保护工作
　　（一）统一部署，全面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从2007年开始，用3到5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及民间所藏古籍情况。对登记的古籍进行详细清点和编目整理，并依据有关标准进行定级。在文化行政部门领导下，国家图书馆负责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图书馆负责本地区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本系统古籍普查实施方案，也可委托各省（区、市）省级图书馆统一开展普查登记工作。民间收藏的古籍可到所在地省级图书馆进行登记、定级、著录。加强与国际文化组织和海外图书馆、博物馆的合作。有关单位和机构要对海外收藏的中华古籍进行登记、建档工作。国家图书馆负责汇总古籍普查成果，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形成全国统一的中华古籍目录。
　　（二）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制度。统筹规划，加强对珍贵古籍的重点保护，并以此带动古籍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对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收藏单位要按照有关要求，完善保护措施，切实做好保护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对此进行监督检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可建立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加大保护力度。
　　（三）改善古籍保管条件，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建立健全古籍书库的建设标准和技术标准，改善古籍保管条件，完善安全措施，保障古籍安全。对古籍收藏量大、善本多、具备一定保护条件的单位，经国务院批准，命名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并作为财政投入和保护的重点。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要定期进行评估、检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可命名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四）加快推进古籍修复工作，提高古籍修复水平。集中资金，有计划地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重点抓好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濒危古籍的修复工作。各古籍收藏单位要建立修复档案，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对古籍进行修复，确保修复质量。要将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古籍修复水平。在具备条件的图书馆设立国家文献保护重点实验室，开展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实验。
　　（五）进一步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制订古籍数字化标准，规范古籍数字化工作，建立古籍数字资源库。利用现代印刷技术，推进古籍影印出版工作，继续实施中华再造善本二期工程。积极采用缩微技术复制、抢救珍贵古籍。要整合现有资源，建立面向公众的古籍门户网站。要采取有效措施，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古籍资源，发挥古籍应有的作用。
　　四、加强领导，协同配合，共同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一）建立古籍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建立由文化部牵头，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民委、新闻出版总署、宗教局、文物局等部门组成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文化部。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按照现有职能分工，认真履行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古籍保护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组织实施本地区的古籍保护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将古籍保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认真落实保护措施，建立健全古籍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要充分发挥专家在古籍修复、保护、研究等方面的作用，推进古籍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加大古籍保护资金投入。各级财政部门要对本地区古籍普查、修复、出版及数字化等工作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要制定鼓励政策，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参与、支持古籍保护工作。
　　（三）加强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有关部门要制订规划，多渠道、分层次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建立古籍修复机构资格准入与修复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设置古籍保护和修复专业，培养一批技术精湛、素质较高的古籍修复人才。加强古籍保护工作人员的在职培训和少数民族古籍翻译、整理、出版、研究人才的培养。积极开展国际与地区间古籍保护的交流与合作。
　　（四）加大古籍市场监管力度。有关部门要依法规范古籍市场流通和经营行为，加强古籍销售、拍卖行为的审核备案工作，严厉打击盗窃、走私古籍等违法犯罪活动。要按照文物管理的有关法规，制定古籍出入境审核、监管办法。加强国际合作，坚决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和法律法规追索非法流失境外的古籍。
　　（五）加强对古籍保护的宣传。各级各类图书馆要积极开拓文化教育功能，通过讲座、展览、培训、研讨等形式宣传古籍保护知识，促进古籍利用和文化传播。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要加大古籍保护工作宣传力度，普及保护知识，展示保护成果，培养公众的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古籍的良好氛围。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七年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