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06〕第17号



《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已于2006年5月19日经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5月19日






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

（2006年5月19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损害的行为。
第三条 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应遵循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实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对家庭暴力，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举报。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纳入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范围，负责做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有关单位和组织应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活动。
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提供捐赠或者救助服务。
第七条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领导、协调本地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其办事机构负责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的组织实施、督促检查。
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和村（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单位和自治组织应及时做好家庭纠纷的疏导和调处工作。
各级妇联、工会、共青团、老龄委、残联等群团组织应配合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制止工作，维护特殊群体中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家庭暴力受害人所在单位或者基层自治组织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有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部门报警的义务。
公安部门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报警应及时出警处置。
对家庭暴力行为，有关单位或者组织接到投诉后应及时妥善处理，不得推诿。
第九条 家庭暴力行为没有违反治安管理法律的，有关单位或者组织应及时对家庭暴力行为人进行批评教育或相应处理。
家庭暴力行为违反治安管理法律的，公安部门应依法给予家庭暴力行为人处罚。
家庭暴力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家庭暴力行为人刑事责任。
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轻伤害事件、虐待和遗弃事件、暴力干涉婚姻自由事件，法律规定可以由受害人提起刑事自诉的，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及时提供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应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家庭暴力受害人给予诉讼费用缓交、减交、免交等司法救助。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办理的家庭暴力案件应依法开展监督。
医疗单位及医务人员对受到人身伤害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应及时抢救、治疗。
第十一条 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请求所在单位或者基层自治组织提供临时性救助,也可以直接就近请求民政救助机构提供临时性救助。
有关单位、民政救助机构或者基层自治组织应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求助提供必要的临时性救助。
第十二条 家庭暴力受害人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且其监护人为家庭暴力行为人的，其他依法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可代其主张权利。
第十三条 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对当事人的隐私予以保密。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本条例规定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上级机关或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关于《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草案）》的说明

——2005年11月21日在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泉生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委托，现就《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1、制定《条例》是维护我市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社会和谐与稳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才有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才有社会的发展。
调查表明：家庭暴力已成为破坏家庭和谐与稳定，导致离婚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国务院《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披露，我国有家庭2.7亿个，离婚率为1.54%，即每年约有40多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起因于家庭暴力。重庆市妇联对妇联系统2003、2004年信访案件的统计分析表明：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占离婚案件总数的29.1%，在下岗群体和边远贫困山区，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比例更高。我市因家庭暴力导致受害人受伤、致残或致死的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有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因不堪长期遭受折磨，在积愤难消的情况下，采取“以暴治暴”的报复行为，酿成了一起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据市公安局统计，我市2001至2003年因家庭暴力引发的社会治安案件共869件，其中刑事案件90余件。显然，家庭暴力已成为破坏我市家庭、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一大因素。因此，加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是维护我市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2、制定《条例》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依法治市目标、构建我市法治社会的重要举措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中央确立的基本方略，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根本要求。为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市人大常委会及时作出了依法治市的决议，要求各项工作都要逐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因此，在认真总结我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经验教训、得失成败的基础上，及时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依法治市目标、构建我市法治社会的重要举措。
3、制定《条例》是对国家法律的必要补充，是对国家有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在修订后的《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新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虽对禁止家庭暴力、保护公民及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都作了一些规定，但在如何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保护和救助等方面，缺乏具体的、制度性的法律规定。因此，制定《条例》这一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是对国家有关法律的必要补充和对国家确立的禁止家庭暴力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4、及时制定《条例》是人大代表的要求和广大市民的愿望
自2002年以来，每年都有不少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提出制定《条例》的议案。市人大常委会也及时顺应民意，将制定《条例》纳入了五年立法规划和2004、2005年两个年度立法（调研）计划。因此，及时制定《条例》，既是人大代表的要求，也符合广大市民的愿望。
二、关于制定《条例》的可行性
1、制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2001年4月修订后的《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今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家庭暴力行为作出了一些处罚性的规定。因此，按照《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的规定，省级人大常委会在遵循法制统一的前提下，按“不抵触”原则，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确立的原则和立法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性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地方法性规。
2、国内外制定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法规，为我们制定《条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参考的蓝本
目前，全国已有湖南、江西、四川、甘肃、宁夏、河北、辽宁、陕西等10余个省及20多个市制定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决议、决定, 为我们制定《条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消除家庭暴力已经成为全世界要求文明、进步人士的共同心愿。目前，国外许多国家也制定了各具特色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蓝本。
3、我市有关部门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积累的经验，为《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近年来，我市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和各级妇联高度重视并广泛开展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1998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了《重庆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细化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保障妇女人身权利的规定；2000年6月，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批转了市妇联、市公安局《关于预防和打击家庭成员伤害、虐待妇女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意见》；全市各级公安机关与妇联建立了家庭暴力举报、投诉和咨询服务站（点）2671个；40个区县（自治县、市）妇联均建立了妇女法律服务网络、信访网络及妇女维权咨询服务网络；等等。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制定并实施《条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制定《条例》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一是据我委所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高度重视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工作，并已委托中国法学会开展反家庭暴力的立法调研，准备在我国制定一部统一的《反家庭暴力法》。在此形势下，及时制定《条例》，既可加强和规范我市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也可为国家立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是从《条例》的调研、起草、论证情况看。自2004年市人大常委会将制定《条例》列为年度立法（调研）计划后，我委即会同市妇联对全市家庭暴力的现状以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状况，开展了历时近两年的调查研究，基本摸清了全市的相关情况；在广泛收集国家和兄弟省、区、市相关法律、法规资料的基础上，还与市妇联组成联合考察组，专程赴湖南、河北、江西等地学习了制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地方性法规的经验，并实地考察了立法后的执行情况；在妇联起草出初稿的基础上，我委先后八次召开主任办公会对其逐字逐句进行推敲修改，并两次组织召开了有市级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部分区县人大常委会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的论证会，在《条例》的牵头实施主体、救助的措施与经费保障、预防和制止工作的考核检查等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
三、关于《条例》的内容和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关于《条例》的立法依据
制定《条例》的主要立法依据：一是《宪法》关于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规定；二是《民法通则》、《婚姻法》等民事基本法律关于公民民事权利的规定；三是《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权益性法律关于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的规定；四是《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关于案件性质、处罚种类、处理程序的规定。
2、关于《条例》的主要内容
鉴于国家在《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对如何打击、处理家庭暴力行为，已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因此，为避免与上位法的重复，突出地方立法的重点和特色，《条例》着重对如何开展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制止工作，以及如何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保护与救助等方面，作了一些规定。
《条例》未分章节、共有21条规定。其中，第1至8条为总则性质的规定；第9至12条为对家庭暴力的一般预防措施；第12至18条则主要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各种救助措施以及对家庭暴力的特殊预防措施；第19至20条主要规定了有关单位或个人不履行职责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3、关于家庭暴力的概念及界定
如何对家庭暴力的概念作出准确的界定，是《条例》的立法难点之一。虽然《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何为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有那些表现形式，法律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学术界对此的争议和分歧也较大。经反复斟酌，《条例》最终主要参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中对家庭暴力所作的表述，在作适当修改后，将其界定为：“本条例所称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损害的行为。”（见《条例》第二条）
4、关于《条例》的牵头实施主体
家庭暴力是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各部门、社会各方面各尽其责，齐抓共管。但由谁牵头组织实施，这也是《条例》的立法难点之一。在不可能新设立一个机构来牵头组织实施的情况下，只有充分发挥现有综合性机构的作用较为恰当。我委反复讨论后认为：家庭暴力属于社会治安范畴，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机构健全、制度健全，也有一些开展工作的手段，由其承担牵头组织实施的职责最为合适。故《条例》第六条规定：“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领导和协调本地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其办事机构负责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督促检查。”这样规定，也比较符合我市的实际。
5、关于救助和制止的主要措施
如何对家庭暴力进行有效制止、如何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救助，以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一直是我委在起草和论证中重点思考的问题。《条例》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设立家庭暴力救助基金，为救助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设立家庭暴力救助机构，并根据需要，在乡镇设立家庭暴力救助分支机构，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必要的救助。” 《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请求所在基层自治组织或单位提供临时性救助,也可以直接就近请求政府设立的救助机构提供救助。”“有关基层自治组织或单位、政府设立的救助机构应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求助提供必要的救助。” 《条例》第十二条还规定：“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所在基层自治组织或单位应及时劝阻、制止或向公安机关报警。”“110报警指挥中心、公安派出所、社区警务室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报警应及时处置。”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对家庭暴力的有效制止、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救助。
此外，鉴于如何设立家庭暴力救助基金和救助机构主要属于政府事权范围，且我市目前无经验可以借鉴，故《条例》第八条第三款原则规定：“家庭暴力救助基金的管理和救助的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请一并审议。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2006年5月16日在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材讯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法制委员会委托，现就提请审议的《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一审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草案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在2005年12月15日召开的区县（自治县、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联系会上，各区县（自治县、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和法制工作机构负责人也对该条例草案发表了意见。法制委员会还将草案寄送立法咨询专家和区县（自治县、市）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并多次召开座谈会，征求了市人大内司委、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市综治办、市妇联等单位和部门对草案的修改意见。根据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法制委员会对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并于2006年5月12日经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形成了《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二次审议稿）。
一、关于制定本条例的必要性
对是否有必要制定本条例，常委会组成人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现行法律法规对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暴力行为有禁止性规定，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规定了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暴力行为人应负的法律责任，专门就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必要性不大；另一种意见认为，家庭暴力是破坏家庭稳定、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保护家庭成员人身安全，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制定该条例是必要的，至少是有益无害的。市人大内司委、市妇联认为，一些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对制定该条例要求强烈，近年都有议案和提案，应该尽快制定该条例。
二、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不仅仅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新闻单位的责任，建议对草案进行修改。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建议，将草案第九条修改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有关单位和组织应当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活动。” （二次审议稿第五条）
三、关于社会各界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提供捐赠或者救助服务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增加鼓励社会各界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提供捐赠或者救助服务的内容。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建议，在二次审议稿中增加一条规定：“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提供捐赠或者救助服务。”（二次审议稿第六条）
四、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的目标考核
市综治办认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中的若干个单项工作之一，单独考核缺乏可操作性，建议删去草案第七条、第二十条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的规定。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建议，删去了草案第七条、第二十条。
五、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主管机关
市综治办对草案第六条第一款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主管机关的规定提出了异议，法制委员会及时将市综治办的意见向市人大常委会领导进行了汇报。根据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主任会议的决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就草案第六条第一款关于主管机关的规定征求了市人民政府的意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书面回复表示同意主管机关为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因此，法制委员会没有对草案第六条第一款进行修改。
六、关于家庭暴力的救助机构和救助费用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设立家庭暴力救助机构与精简机构的指导思想不相适应，建议由现有的民政救助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人进行救助，因救助所产生的费用由财政承担。法制委员会采纳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建议，在草案第十三条增加一款规定：“民政救助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人进行救助所产生的费用由同级财政负担。”（二次审议稿第十一条第三款），同时，删去草案第八条关于家庭暴力救助机构、救助基金的规定。
七、关于家庭暴力当事人的隐私保护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在条例中增加保护家庭暴力当事人隐私的内容。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建议，增加一条规定：“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对当事人的隐私予以保密。” （二次审议稿第十三条）
以上报告连同二次审议稿，请一并审议。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
——2006年5月19日在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材讯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法制委员会委托，现将《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说明如下：
2006年5月17日，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了《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二次审议稿）。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意对草案作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会议表决。会后，法制委员会按照组成人员的意见对二次审议稿作了修改，经2006年5月18日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形成了《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草案表决稿）》（以下简称表决稿），提请本次会议表决。
根据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表决稿将二次审议稿第十一条第一、二款中的“救助”修改为“临时性救助”，同时删去了第三款关于“民政救助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人进行救助所产生的费用由同级财政负担”的内容。
本条例草案如获通过，建议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以上说明，连同表决稿，请一并审议。

“姐妹案”遭遇同样的命运
----- 再谈国资委的产权界定行为是否可诉

来源于: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
http://www.liaohai.com.cn

今年“两会”前夕，《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先后报道了哈尔滨市丰田纯牌零件特约经销中心（以下简称为丰田中心）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资产权属界定行政争议一案。与此案相关联的另一案件日前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是与前一案件相同的理由作出不予以受理的行政裁定。
“两会”期间，原告哈尔滨市广进汽车配件经销中心（以下简称广进中心）、哈尔滨广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丰公司）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行政裁定，以被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违法确权、侵害企业合法财产权、原审法院的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理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2005年1月17日，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对哈尔滨市广来汽车配件公司（以下简称广来公司）与丰田中心、广进中心、广丰公司之间的财产权民事争议案件作出民事判决。该民事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于2003年12月6日所作的国资产权厅（2003）388号关于哈尔滨市广来汽车配件公司与哈尔滨市丰田纯牌零件特约经销中心产权界定意见的函（以下简称《产权界定意见函》）。《产权界定意见函》的主要证据是一家不存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虚假《审计报告》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审计报告》基础上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事务所是根据广来公司的委托，依照虚假的审计报告而提出法律意见的。国资委的《产权界定意见函》根据这两个证据认定丰田中心的财产为广来公司所有。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根据《产权界定意见函》，判决丰田中心的财产归属广来公司所有。与此同时，法院认定丰田中心对广进中心、广丰公司两家被告有投资参股，故认定广来公司对另外两家公司享有股权。被告丰田中心、广进中心、广丰公司不服一审法院的民事判决，上诉至哈尔滨市中级法院。
2005年6月10日，哈中院作出终审民事判决，维持原判。两级法院的民事判决均认为，广来公司与丰田中心的资产争议已经有《产权界定意见函》所确定，对于国资委的《产权界定意见函》，被告应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为此，丰田中心依据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产权界定意见函》。丰田中心提出行政诉讼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没有进入审理程序即作出（2005）一中行初字第195号不予以受理的行政裁定，法院认为：丰田中心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国资委不具备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且国资委的《产权界定意见函》只是一份答复意见，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丰田中心拿到这份行政裁定后，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再审，哈中院认为，《产权界定意见函》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应该通过行政程序解决，故驳回了丰田中心的再审申请。
2005年12月，与前述案件相关联系的另外两家企业即前述提到的广进中心、广丰公司委托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的黄大旺、陈科律师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违法制作的《产权界定意见函》提起行政诉讼。起诉前，两位律师专程到黑龙江省的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取证。
2005年12月27日，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出具书面证据证明：黑龙江益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即出具虚假会计师审计报告的公司，也就是国资委作出《产权界定意见函》的主要依据，以下简称益龙公司）于1999年10月26日注册登记，未参加2000年至2003年度企业年检，2004年6月23日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呈现在眼前的证据，让律师和其委托人怎么样也没有想到，益龙公司没有主体资格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竟然会制造虚假证据。在无适格主体的情况下，益龙公司和注册会计师在一年内连续出具两份相同编号记载不同内容的《审计报告》，致使好端端的三家公司在一场财产权属民事纠纷案件中接连败北……
2006年新年伊始, 广进中心、广丰公司和其委托的律师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以行政侵权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推上了行政诉讼的被告席。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两家完全独立、合法生产经营的企业在无辜遭遇国资委行政侵权的情况下，竟然寻找不到任何救济途径。虽然广进中心、广丰公司日前在其代理律师的帮助下，已向北京高院提出上诉，但前景如何，尚不得而知。较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审法院下行政裁定时竟然未卜先知，告知两家公司，上诉没有用，北京高院肯定维持一审行政裁定。
笔者认为，行政行为以其对象是否特定为标准可分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依据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还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即抽象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当然未来法律修改的趋势是抽象行政行为也具有可诉性。那么，国资委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呢？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针对特定的人或事所采取具体措施的行为，其行为的内容和结果将直接影响到某一个人或者企业的权益，当然具有可诉性。国资委的《产权界定函》属于行政确认行为，是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产权界定函》也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是国资委在相对方的申请情况下实施的行政行为。从形式上来看，《产权界定意见书》是依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做出的答复行为，但我们从该答复意见的标题和内容来看，显然是对存在争议的财产权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可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就是行政确认行为。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组织，享有相应的公共资产管理的行政职权，当国资委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到他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时，就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我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提起诉讼的，当然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此外，由于哈尔滨两级法院的民事判决都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法院既判力的原则（即生效判决不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具有法律约束力，都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不应该拒绝生效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也就是说，根据民事判决书这一证据，应该允许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当事人提出行政诉讼。否则，受害人就没有了任何的救济途径。
最后，谈一下国资委可否担当被告的问题。笔者认为，前面的两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回答这一个问题。作为被告的国资委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行政职权，代为管理和履行公共资产的监督职能过程中，应该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哈尔滨两级法院依照国资委的《产权界定意见函》，先后认定丰田中心的资产为国有资产，产权属广来公司；而对于《产权界定意见函》，哈尔滨市两级法院建议原告通过行政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再审申请又是以同样的理由被哈尔滨中院驳回。故生效民事判决是原告起诉被告的事实根据。依照《行政诉讼法》第41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由于原告合法财产权遭遇被告行政行为的侵害，事实根据就是《产权界定意见函》，是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受诉法院也就是被告行政侵权行为所在地的法院。《产权界定意见函》虽然从形式上看是一份答复意见，但其约束力已不仅仅限于被答复人，直接侵害到了其它企业的财产权益。法院据此作出的民事判决，进一步也证明了这一点。哈尔滨市两级法院在认定《产权界定意见函》效力的同时，也在判决书中指出，如果对被告界定函的效力有疑义，应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由此可见，哈尔滨市法院已经对被告《产权界定意见函》的约束力进行了认可。如果丰田中心2005年提起的行政诉讼，诉讼请求能够得到北京法院的支持，那么两家公司今年也就不会提出诉讼。然而，两省市之间的法院相互“踢皮球”，致使广进中心、广丰公司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也走进北京的法院。三家企业均系不同的主体，但遭遇同样的侵权，北京法院如果对广进中心、广丰公司所享有的诉权不予以支持，等于是剥夺了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这显然是有悖于我国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
谷辽海
2006年3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