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函待改善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尚立福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即控诉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法律规定的程度。当控诉方提供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就意味着控诉方完成了证明责任，其指控的事实也就成立，反之，意味着未完成证明责任，指控的事实不能成立。
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要求达到以下要求：1、据以定罪的证据均以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现有证据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实无疑的结论，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的唯一结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客观真实论的典型代表，是一种排除盖然性的绝对确定的客观标准。我国的证据法制度以可知论为理论基础，认为司法机关是完全能够认识案件的事实真相的，任何案件事实，通过正确地收集、分析证据，是可以查清的。所谓客观事实，从常识和经验得知，案件发生，客观上确实发生和存在一个已经过去的案件事实，我们将这种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称为客观事实。它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客观性，它是客观的而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变更的，它是一种实实在在发生的过程或状态。二是清逝性，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和不可逆转性，它在发生的同时就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消逝了，留下来的只是它对于相关事物的影响，这些影响就是证据。三是中立性，客观事实本身无所谓真或假、肯定或否定，客观存在本身仅仅是客观上所发生或存在的一切。然而刑事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决定以客观事实为标准定罪量刑不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二、刑事诉讼证明的特殊性
刑事诉讼证明首先是人们主观对客观发生的社会事件一种认识活动，刑事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决定，认知的结果只能达到相对真实，而非客观真实。
（一）证明主体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刑事诉讼证明的主体是特定的，由司法机关、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构成，主体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具有无限发展的认识能力，那种认为只要司法人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重视调查研究，收集证据，就完全有可能掌握对查明案情有意义的一切事实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其次，诉讼主体本身主观能力有局限性，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普遍的诉讼当事人，都是基于其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从事证明活动，必然受到其感受能力、记忆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限制。最后，诉讼证明主体受诉讼利益的影响。由于诉讼证明主体特别是诉讼当事人与案件处理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证明主体在诉讼证明中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有可能只陈述对自己有利或对对方不利的案件事实，公诉人在法庭举证时一般只举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无罪辩解经常一字不提。这些特殊性会造成诉讼证明的结论与案件客观事实之间的巨大差异。
（二）刑事诉讼证明时空和资源的限制性
诉讼证明受到严格的诉讼地域管辖和法定期限的限制，诉讼证明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限内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完成证明活动或根据已有的证据无法得出明确的证明结果，但案件不能无限制地拖延下去，被告人也不能无限制地处于羁押或被调查的状态。另外司法资源也是有限的，司法机关不可能为寻求某一案件的绝对真实而不惜血本，这就决定了诉讼证明只能达到一种近似的、相对的真实。
（三）刑事诉讼证明客体的特殊性
刑事诉讼证明的客体是特定主体在过去实施的某一种犯罪事实，包括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两个方面，对于客观事实可以通过证据加以认识，但罪犯的主体意识在其发展历程中是转瞬即逝、一去不复返的，即使是相同的人，也不可能重现其曾有过的主观意识，诉讼证明必然是相对真实的。
（四）刑事诉讼证明方法的特殊性
刑事诉讼证明是一种回溯的历史证明，诉讼证明的对象是已经发生过的刑事案件，司法人员只能通过收集、审查、运用证据按照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以推理方式对案件事实加以再现，才能完成诉讼证明，在证明方法上也只能达到一种接近客观事实的相对真实。
三、法律事实及其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是一种认识活动，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决定诉讼证明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达不到绝对真实即客观事实的程度，只能达到一种接近客观真实的相对真实，这种相对真实是建立在现有的证据事实基础之上的，是可能通过证据事实推知与获得最大程度的真实，是一种法律拟制或者推定的事实，也就是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指通过审判，各种证据经过法定的举证、质证、交叉询问及辩论等程序调查后，裁判者在判决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也就是在判决书在证据基础上用法律语言重构和再现的客观事实。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全面性，它是裁判者在综合控辩全部证据材料的基础上认定的案件客观事实，是全面而非片面的。二是确定性，它是司法机关对案件客观事实作出的最终认定，具有法律效力，而且通常标志着对案件客观事实认识活动的终止，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次启动诉讼程序去重新认识和认定案件客观事实。三是程序性，它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程序——审判程序的结果，是与案件客观事实认定有利害关系的多方诉讼参与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司法程序的民主性和正当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的合理性。四是权威性。它是由代表国家司法权的机关——法院作出的权威性认定，诉讼参与人及社会公众必须接受。
法律事实的提出只是更新了我们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上的观念，需要我们确定新的证明标准。
西方两大法系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是其刑事证据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法系国家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表述是“排除合理怀疑”，所谓“排除合理的怀疑”，从字面上讲是指检控方对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并不需要达到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序，它所要做的只是排除“合理的怀疑”。尽管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排除合理怀疑”也是一个非常难界定的概念，它的确切含义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至今几乎仍无人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界定为“证明标准必须达到妥适的确定。尽管这种标准不必达到绝对的肯定性，但却必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程度。”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所作的经典解释为“顾名思义，一项合理的怀疑准确地说就是一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怀疑，亦即建立在逻辑推理过程之上的怀疑。它不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怀疑，也不是基于同情或者偏见而产生的怀疑。它是这样一种怀疑，也就是如果你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怀疑的时候，你能够通过回答这一问题，而给出一种逻辑上的理由。这种逻辑上的理由可以是指与证据有关联的理由，包括你在考虑了全案证据之后所发现的矛盾，也可以是指与某一证据的不存在相关的理由，而该证据在这一案件中属于定罪的前提条件。”可见“排除合理怀疑”不是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排除一切怀疑是我国的证明标准），而仅要求排除的怀疑必须是理性的，不是虚幻的、想象的怀疑。
大陆法系国家定罪的证明标准是“内心确信”，是指法官在作出被告人有罪的判决时，对待定的事实必须无疑义地认为其为真实。这种确信必须是理性的、真诚的确信。根据法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律并不考虑他们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做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虽然在形式上是主观的，但它的内容却是客观的，达到内心确信程度的案件事实不是法官个人的纯粹猜测。当证据无法对指控的事实加以理性地、明确地证实时，法官个人的纯粹主观确信甚至直觉，都不足以成为判决的基础。如果法官作出错误的判断，被告人可以借助法律救济，由其他法官验证该判决形成过程能否被他们所理解。
两大法系国家分别从正反两面表述证明标准，但其内容基本一致。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一），认为刑事证明标准是一种高度盖然性标准，而非绝对的确实性。两大法系均认为，由于人的证明能力的有限性和诉讼效率的要求，证明达到绝对的真实程度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刑事证明标准只能选择“高度盖然性”或“最大程度盖然性”的标准。
（二）以严格的自由心证为依据。现代两大法系国家对证据的判断和事实的认定均实行严格的合理的自由心证主义，彻底抛弃了传统自由心证的非理性和非民主因素。首先，对证据的判断和事实的认定是通过认识主体的主观思维——自由判断实现的。因此，“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具有主观性，可以说是一种主观标准。其次，实行证据裁判主义，要求对事实的认定必须以法庭审理中经过举证、质证的证据为客观基础，因此，“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也具有客观性，而不是单纯的主观想象。最后“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是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法定证据能力 制度、公开的法庭调查程序、辩论程序、合议程序、上诉程序、判决理由制度等形成的。这种证明标准又具有法律性。通过这种标准所形成的事实既非原来发生的客观事实，又非单纯的主观产物，而是种法律事实。可以说，现代西方两大法系国家的“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法律真实标准的典型体现。
四、我国刑事诉讼客观标准的弊端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是客观事实论的典型代表，其弊端主要表现在；
（一）忽视甚至是否认证明标准的主观性。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不是从司法人员的主观思维状态——自由心证的角度提出要求和设立标准，而是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方面，从而否认司法人员对证据的判断和事实认定的自由心证原则。实际上，司法人员在裁判或处理案件时，必须要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形成一定的主观判断。除了在神示证据制度和法定证据制度之外，任何一名司法人员在做出有罪认定时，实际上都确信自己的裁判或者认定是正确的，即形成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法官在判断证据的证明力时采取自由心证的判断方式，即使我国诉讼法否定自由心证制度和法官有所谓的“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但司法实践中，它们仍然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因此，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这种注重客观而忽视主观态度，是违反认识规律的。而且，与两大法系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受到更少的制约，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如证人不出庭作证成为较普遍的现象，法官享有对疑问证据的庭外调查权，判决理由的秘密性，证据规则缺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严等，使得我国法官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形成自己的心证。可以说，我国法官在实际司法中所操作的证明标准具有更大的主观性。
（二）、缺乏可操作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要求将“客观事实”作为衡量裁判者认定事实是否正确的标准或参照物，但客观事实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事件，对这种“客观事实”的认识不仅要揉合认识主体的主观思维，其本身也正是认识主体通过证据所要竭力查明的，将这种尚待查明和“客观事实”又作为认定事实的标准，不可能具有操作性的。因此，我国立法所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由于大而空，即使对其做出一些具体的解释，但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明确和操作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司法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凭其法律意识和信念去掌握，以致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不易形成共识，影响了办案的准确性，降低了诉讼效率。
（三）放纵犯罪，影响司法形象。随着新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颁布施行，我国司法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改革的目的是追求司法公正。控辩制度的实行，大大提高了刑事诉讼程序的透明度，然而作为定罪量刑的中心环节——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却没有任何改变，致使控辩制的改革流于形式。更为严重的是，控辩制加大了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诉讼时限也趋于严格，在较短的时间内，控诉机关收集的证据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致使审判机关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这类案件有时主审法官的内心都认为被告人已经实施了犯罪，但由于证据无法达到证明客观事实的程度，只好宣告被告人无罪。依法断案的结果，有时尽然在放纵犯罪。乐的当然是被告人，而苦的是司法人员、被害人、人民群众，损害了法院在人民群众的形象，何谈司法公正？
五、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改善
刑事诉讼证明应当建构一种能够兼容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均衡实体真实和程序正义、效率，既有概括性又有可掌握性和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这种标准很难用几个词语准确地表述，从当今世界各国的证明标准中，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急待改善。但目前我国并未对法官实行西方的精英化、职业化选任和管理，现有法官的整体素质明显偏低，全面实行自由心证，要求以“内心确信”作为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未免会产生许多不利的后果。但在条件符合的部分地区或法院推行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证明标准，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也好为我国的司法改革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理由如下：
（一）“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结合。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司法人员对被控诉人确信有罪至无合理怀疑的程度，司法人员必须通过其主观思维过程判断是否排除了合理的怀疑。因此，从字面上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似乎是单纯的一种主观标准。但事实上，它不仅具有主观性的一面，而且还具有客观性的一面，因为刑事诉讼证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是以刑事程序中的证据为客观基础的，并且排除合理怀疑本身就要求证明结论应当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真实。
（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具有可操作性。合理的怀疑是具体的、是有一定根据的怀疑或可能性，那种抽象的、纯理论上的或缺乏事实依据的怀疑或可能性不能称为合理怀疑。合理怀疑是一种可以说出理由的怀疑，不是无故质疑、任意妄想的怀疑、过于敏感的怀疑、仅凭臆测的怀疑、强词多理的怀疑。人们可以清楚地界定“合理怀疑”与“无故质疑”，使其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可以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根据这种证明标准。司法人员应当把时间、财力和人力集中放在查明、排除案件事实中存在合理怀疑的部分，而没有必要对一切怀疑或可能性予以排查到底，从而避免司法机关为查清某些不合理的怀疑而投入无限的时间和资源，既节约了司法资源，也加快了办案的速度，提高了审判效率。
（四）“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疑罪从轻和放纵犯罪问题。以客观真实论为理论基础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往往会导致司法人员对疑罪案件既不敢做出无罪处理结论，也不取做出有罪的处理结论，担心二种结论均可能与案件的客观事实不符合。在以法律事实为理论基础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指导下，当司法人员在法定诉讼期限内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时，就应当大胆地做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处理结论；相反，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时，就应当做出有罪的处理结论，而不必担心其处理结果与案件的客观事实是否相符。因为根据“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是一种法律事实，是所有参与诉讼证明活动的人共同作用并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而形成的结果，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及合理的可接受性。

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成都市未成年人安全保护条例


2007年6月7日成都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2007年9月27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止和避免发生导致未成年人伤亡的人身安全事故或事件，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安全”，是指未成年人的生命、身体的人身安全。

　　第三条　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贯彻预防为主，教育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对危害未成年人安全的行为，任何组织与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控告。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接受对侵犯未成年人安全行为的投诉、举报，并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章　家庭保护

　　第六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提供健康有益的教育和保护。

　　第七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物质和医疗保健条件。

　　第八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教育、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打架、斗殴、赌博、吸毒等行为。

　　应当引导未成年人远离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和封建迷信的音像制品、书刊、网络、声讯电话等媒介。

　　第九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机动车辆给未成年人驾驶；

　　（二）将未满6周岁的未成年人留在无人看护的场所或委托给无看管能力者看管；

　　（三）剥夺、限制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

　　第十条　监护人或者其他家庭成员应当注意未成年人的乘车安全，不得将未满6周岁的未成年人安置在副驾驶位置上。

　　第十一条　自行车携带6周岁以下的儿童应当设置儿童专用座椅，在车轮两侧加设防护罩。

　　第十二条　带未成年人在动物园等游乐场所游玩时，应当注意游乐场所内的特别警示，防止未成年人进入不安全的区域。

　　在山川、河流、湖泊游玩时，应当注意未成年人的游览范围和游览方式，防止意外伤害事件的发生。

　　第十三条　监护人和家庭中其他成年人应当确保家用电路、煤气和农药等可能危及未成年人安全的设施、器具、物品的安装、使用、放置符合有关安全规定。

　　第十四条　鼓励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受学校和家庭教育机构的指导，学习未成年人安全保护方法，培养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应对紧急事件的能力。

　　鼓励为未成年人人身意外伤害投保。

第三章　学校保护

　　第十五条　学校应当根据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各项安全保障制度、安全管理制度。

　　学校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未成年人伤害事件的发生，消除可能造成未成年人伤害的危险。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根据学生不同年龄段的生理、心理特征和个体差异进行科学教育。

　　第十七条　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不得实施体罚或者变相体罚。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设置心理辅导员、法制辅导员，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和法制教育。

　　对于有吸烟、酗酒、赌博、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学校和教师应当加强教育和综合矫正。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加强对教职工的教育，提高教职工对未成年人安全保护的意识。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建立安全保卫制度，配备合格的安全保卫人员，加强对教室、学生宿舍、实验室、游泳池等重点场所的安全保护，应当建立学生宿舍24小时值班保卫制度。

　　第二十一条　学校安全保卫人员发现在校园内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偷盗抢劫、携带管制刀具等危及学生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必须及时制止，并向学校或公安机关报告。

　　学校应当将前款危及学生安全的事件及时告知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当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安全管理和安全保护，预防、制止学生间打架、斗殴、索要钱物等安全事件的发生，特别是预防、制止学生之间群殴事件的发生。

　　第二十三条　学校应当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段，教育学生不同层次地掌握室内自救、野外自救、水上自救、自然灾害自救等自救技能，可以会同公安消防等部门组织学生进行自救演练，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

　　第二十四条　学校应当教育学生远离具有易燃、易爆、剧毒、弧光、放射性物质等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场所，不得组织和同意学生参加可能接触易燃、易爆、剧毒、弧光、放射性物质等对人身健康有害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学校提供的食品、饮用水以及玩具、文体用具等物品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的卫生、安全标准。

　　第二十六条　学校应当建立严格的食堂管理制度。对食品的采购、加工、储存、运输和销售等环节要进行严格控制和管理，实行预防、监控、责任相统一的管理制度。

　　食堂的从业人员应当持证上岗，并定期体检。

　　无关人员不得进入食堂的操作间和仓储间。

　　第二十七条　学校生产经营学生食品，必须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等有关证照，各类摊点均不得在校内经营。

　　第二十八条　学校应当定期对食堂、宿舍、厕所、浴室、教室、图书馆等公共场所进行卫生防疫检查和消毒，发现有传染病疫情的，应当及时处理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九条　学校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宿舍等教学生活场所必须安装合格的通风、防火、防盗、逃生等安全设施。

　　学校不得使用可能危及未成年人安全的建筑物。

　　第三十条　学校应当加强对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公共设施的维护，防止公共设施坠落、脱落、掉落或者石头、玻璃、铁器等尖锐、坚硬物体危及未成年人的安全。

　　第三十一条　未经许可，任何人或者车辆不得进入校园；经允许进入的，应遵守学校的交通规定。

　　第三十二条　学校应当加强对接送学生的校车的安全检查和管理，禁止使用不符合安全运输条件的车辆。

　　担任校车的司机应当具有5年以上的驾驶经验。学校不得雇用有酒后驾车等违法记录或者承担过交通事故责任的人员担任校车司机。

　　第三十三条　接送学生的校车应当设置显著标识，在市区内可以在公交车道行驶，严禁超载、超速行驶。

　　学校应当制作学生乘车登记表，记载学生上下车的地点和时间。

　　第三十四条　上实验课前，教师应当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教师或者有关实验人员应当对实验仪器、实验用品、实验设备等进行例行检查，确保安全。

　　对于实验用药品、试剂、制剂等，应当妥善存放、保管、运输。

　　第三十五条　学校组织体育活动、竞赛，应当在安全的场所进行，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三十六条　学校组织大型集体活动应当建立相关安全应急预案。

　　第三十七条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校外活动，应当确保交通安全、活动安全、食品卫生安全等，配备必要的救护药品、器具和救护人员。

　　第三十八条　寄宿制学校的学生有擅自外出、夜不归宿等非正常情形的，学校应当及时寻找，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第三十九条　学校应当购买校方责任险。

　　学校鼓励和提倡学生自愿参加意外伤害保险。

　　第四十条　学生伤害事件发生后，学校应当及时采取救护措施，防止损害后果扩大。

第四章　社会保护

　　第四十一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将未成年人安全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保证逐年增加。

　　第四十二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学校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的检查监督，督促学校消除不安全隐患，对造成学生严重人身伤亡事故的，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学校应当予以配合。

　　第四十三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督促学校购买校方责任险。

　　第四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重点加强学校周边环境的治安管理与整治，及时处理发生在学校周边的危害未成年人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应当对学校周边未成年人不得进入的场所，加强监督管理。

　　第四十五条　公安机关发现深夜未归的未成年人，应当及时查明情况，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或者规劝、护送其返回住所。

　　第四十六条　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戒毒等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或者处罚，可能导致未成年人失却监护的，应当通知未成年人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临时代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

　　受通知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协调其他部门或者个人妥善安置、照顾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

　　第四十七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学生上学和放学时应当加强校门口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第四十八条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指导、监督学校改善环境卫生，预防常见病和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

　　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严格查处学校周边的无照、无证餐饮店、副食店、流动商贩。

　　第四十九条　消防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发现火灾隐患，应当责令学校落实整改措施。

　　第五十条　他人留宿未成年人的，应当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在二十四小时内及时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或者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五十一条　食品和玩具、用具等儿童用品，不得有害未成年人的安全。

　　生产、销售前款所列产品，应当备有适用年龄范围、警示标识等安全注意事项。

　　第五十二条　游乐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危及未成年人安全设施的经营管理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设施附近的显著位置标明适宜年龄范围、警示标识等安全注意事项。

　　第五十三条　商场、医院、图书音像制品店等公共场所电梯的设置、使用、维护，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采取设置安全警示等防护措施。

　　第五十四条　水库、池塘等可能危害未成年人安全的设施的所有者、管理者或者使用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五十五条　学校周边200米以内不得设置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具有高度危险性的设施设备。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违反本条例第二章规定的，有关部门、单位依法给予批评教育。

　　第五十七条　学校违反本条例第三章规定的，教育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追究学校负责人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章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有关主体根据本章规定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或者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不能作为其向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幼儿园、托儿所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