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政府


舟山市征兵工作实施办法

政府令第27号


《舟山市征兵工作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第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 梁黎明

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舟山市征兵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本市单位、公民依法履行兵役义务和征兵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征兵工作条例》和《浙江省征兵工作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下同）、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个体工商户和公民。

第三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的适龄公民，是指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年满十八至二十二周岁，或者符合省政府、省军区当年征兵命令规定服现役年龄的男性公民。所称的应征公民，是指经兵役登记和初步审查合格的适龄公民。

第四条 凡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适龄公民，不分民族、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在规定的年龄内依法服兵役的义务。

第五条 依法履行兵役义务和做好征兵工作是本市各级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个体工商户和公民的共同责任和行为。

第六条 本市征兵工作在上级军事机关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各级兵役机关组织实施。

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负责办理全市的征兵工作。县（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负责办理本地区的征兵工作。

第七条 市、县（区）征兵办公室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列支。乡镇（街道）征兵工作所需经费，应列入本级年度预算，切实予以保障。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自行解决征兵工作所需经费。

第八条 在征兵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舟山警备区或者县（区）人民政府、人武部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机构和职责

第九条 舟山警备区和各县（区）人武部兼同级人民政府的兵役机关。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同级兵役机关、宣传、公安、卫生、教育、财政、民政、人劳社保、交通等部门成立征兵办公室，负责办理本地区的征兵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的征兵工作，由同级人民武装部办理；未设人民武装部的单位，应指定一个部门或专人负责。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征兵工作目标责任制，协调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抓好征兵工作。

第十一条 兵役机关负责征兵工作的组织计划，协调有关部门实施征兵工作，抓好确保新征兵员质量的措施落实。

宣传部门和广电新闻出版等单位负责征兵的宣传教育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应征青年的政治审查及由于政治原因退兵的复核；负责义务兵入伍的户口注销和退役士兵接收落户工作；协助兵役机关对违反兵役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人和事开展调查取证及相关处罚工作；依法查处妨碍征兵工作的案（事）件。

卫生部门负责征兵体格检查及由于身体原因退兵的复核；指导督促基层单位做好应征青年的病史调查和目测初检工作。

教育部门负责对学生进行依法服兵役的教育；协助兵役机关对应征青年文化程度进行审查；检查督促全市学校履行兵役义务和落实有关征兵政策。

财政部门负责保障征兵工作所需经费，会同兵役机关制定征兵经费标准并监督征兵经费专款专用。

民政部门负责做好义务兵的优待安置工作，确保各项优待安置政策的落实。

人劳社保部门负责督促有关单位做好原在职职工退役士兵的复工、复职；负责落实退役士兵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的保费补助工作；会同民政部门做好其他退役士兵的接收安置工作。

交通部门负责新兵运输保障工作。



第三章兵役登记

第十二条 兵役登记工作由县（区）兵役机关组织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设有基层人武部的企事业单位承办本辖区或本单位的兵役登记工作。

适龄公民在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和单位（有基层人武部的企事业单位）参加兵役登记。

第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市和县（区）兵役机关的要求，设立兵役登记站，并告示和书面通知户籍在本辖区内的适龄公民按时履行兵役登记手续。兵役登记工作结束时要及时向县（区）兵役机关报告兵役登记结果。

公安部门应当根据县（区）兵役机关的要求，提供本地区当年适龄公民的名单和其他有关情况。

第十四条 适龄公民应当按照兵役机关的通知要求，每年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和学历证明或者携带兵役证到指定的兵役登记地点，履行兵役登记手续。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当及时组织本单位适龄公民参加兵役登记。单位的适龄公民参加兵役登记视为出勤。

适龄公民因特殊情况不能到兵役机关登记的，可以书面委托其亲属或者单位代为登记。适龄公民在履行兵役登记手续时必须反映本人真实情况，不得隐瞒或者弄虚作假。

第十五条 本市征兵工作实行兵役证制度。

全市每年统一使用由省征兵办公室印制的兵役证。兵役证由县（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负责管理，在每年适龄公民参加兵役登记时组织发放。兵役机关应当随时为适龄公民领取、核验兵役证提供方便，并如实在适龄公民的兵役证上记载应征、缓征、免征、不征、已征、拒征、拒服兵役等情况。兵役证不得转借、涂改、伪造和变造。

第十六条 兵役证按照下列规定保管和使用：

（一） 兵役证由适龄公民保管，遗失兵役证的，应当及时向发证机关申请补发；

（二）经兵役登记的适龄公民由于户籍所在地或就业单位的变更，应在当年向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三）已领取兵役证但未征集入伍的适龄公民（依法免征、不征的除外），在年满二十二岁前，应当每年携带兵役征到兵役登记站办理核验手续；

（四）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在录用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招生、办理出国出境手续时，应当查验适龄公民的兵役证。

第十七条 当年经兵役登记并初步审查合格的适龄公民，确定为应征公民。应征公民离开户籍所在县（区）一个月以上的，应当向所在基层人武部报告去向和联系方法，随时按兵役机关的通知要求返回参加应征。



第四章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

第十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当根据各级人民政府和兵役机关下达的征兵任务，组织应征公民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

征兵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工作实行岗位责任制，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工作人员应当在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表上签字，不得弄虚作假。

第十九条 征兵体格检查工作由市和县（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市和县（区）卫生部门负责实施。

市和县（区）卫生部门负责抽调有关医护人员分别组成市和县（区）征兵体格检查组，设立征兵体格检查站，组织实施体格检查工作。

第二十条 体格检查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有关征兵体检规定对应征公民实施体格检查。

体格检查工作人员在从事征兵工作期间，在单位享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不变。

第二十一条 兵役登记后确定为应征公民的，应当按照县（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的通知要求参加体格检查，并如实反映病史和健康状况。单位的应征公民参加体格检查视为出勤。

第二十二条 征兵政治审查工作由市和县（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市和县（区）公安部门负责实施。

市和县（区）公安部门负责抽调人员组成政治审查组，组织对应征公民实施政治审查，有关单位和公民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情况。

第二十三条 全市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按照征兵政治审查工作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做好应征公民的政治审查工作，并如实提供情况。

对拟批准入伍的应征公民，必须进行政治复审。

第二十四条 政治审查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政治审查工作的各项规定和纪律。政治审查工作人员在从事征兵工作期间，在单位享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不变。



第五章批准入伍

第二十五条 县（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应当根据应征公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单位的意见，召集公安、卫生等部门以及接兵部队集体审定兵员，择优批准体检、政审均合格的应征公民入伍。

应征公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单位，应当将批准入伍的应征公民名单张榜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六条 依法可以缓征的正在全日制高等学校就读一年以上的大学生、中等专科学校就读的在校学生，本人自愿并且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批准入伍。被各类高校（中专）录取的非正式学生及代培生，征兵期间应当履行兵役义务。

在本市学校就读学生被批准入伍的，学校应当退还本人未学习间期的学杂费。

第二十七条 被批准入伍的应征公民，应当履行兵役义务。

被批准入伍的应征公民是单位职工的，其所在单位应当履行兵役义务，关心支持其应征入伍，依法落实相关政策，办理退役后允许复工、复职的意见书。

第二十八条 县（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负责办理应征公民的批准入伍手续，发给《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并通知户籍登记机关，其家庭凭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到民政部门领取优待安置证，享受军属待遇。

有关单位应当按时向县（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移交被批准入伍公民的档案材料。有关部门应当在应征公民批准入伍后一个月内办理落实户籍注销手续和优待安置手续。

第六章优待安置

第二十九条 本市应征入伍的义务兵及其家庭，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有权享受国家、省和本市规定的对义务兵及其家庭的各项优待安置政策。

本市范围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都有优待义务兵及家庭、安置退役士兵的义务。

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单位应当坚持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第三十条 义务兵及其家庭优待金或奖励金的支出纳入市和县（区）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其发放标准和管理办法按照市人民政府制定出台的《舟山市军人抚恤优待实施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在本市全日制学校就读在校大学生应征入伍的、本市户籍在本市以外全日制学校就读在校大学生返乡应征入伍的，由征集地县（区）人民政府一次性给予不低于征集地当年义务兵优待金标准的奖励金。义务兵及其家庭优待金由原户籍地人民政府按当地标准给予落实。

第三十二条 义务兵服现役期间，享受下列优待：

（一）原租赁公房的使用权应当予以保留；

（二）其家庭住房分配或者拆迁安置时，应当享受当地公民的同等待遇；

（三）义务兵原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的，所在单位每年应当发给同岗位（工种）、同工龄职工年经济收入70%以上的补助金；原是其他性质单位职工的，所在单位每年要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助金，同时其家庭每年按规定享受征集地人民政府发放的年优待金。

（四）义务兵是渔农村户籍的，原承包的土地、山林等经营权应当予以保留；原所在集体所有土地被征收的，应当享受当地村民的同等待遇；原入股的渔船股份应当根据义务兵本人或家庭的意愿决定是否保留。

（五）义务兵是本市职高、技校生等，因应征入伍无法参加毕业实习的，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应当视同为已实习学生，在其它成绩合格情况下给予发放毕业证书。

（六）义务兵根据其在部队的立功受奖情况，凭所在部队团以上单位证明或立功受奖喜报，当年由县（区）人民政府给予一定标准奖励金：一等功以上10000元；二等功5000元；军级以上单位通报表彰和三等功1000元；师、团级单位通报表彰和优秀士兵500元。奖励金的发放工作由当地民政部门负责。

第三十三条 义务兵退役后，按照下列规定予以优待安置：

（一）在本市学校就读在校生应征入伍未完成学业的，退役后可以回原学校复学。

（二）在本市学校应征入伍的在校大学生退役复学后，每年应当给予减免三分之一以上标准学费；荣立一次三等功奖励的，给予减免不低于50%标准的学费；荣立两次三等功或荣立二等功以上奖励的，给予减免全部学费。减免学费所需经费列入县（区）财政预算予以解决。在校大学生退役复学后，学校有调整学习专业条件的，应当优先给予办理调整学习专业的优惠。应征入伍的在校大学生同时享受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下达的〔2002〕参联字1号文件规定的其他有关优惠政策。

（三）退役士兵入伍前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职工的，退役后原单位应当准予复工、复职，并享受不低于本单位同岗位（工种）、同工龄职工的各项待遇。

（四）退役士兵报考本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各类学校的，在同等条件下，应当给予优先录用、录取。

（五）义务兵入伍前从事机动车辆驾驶、等级厨师、船舶修理等技术性工种的，服役期间有关部门应保留其技术证书，准予暂缓年审。退役后经考试合格的，应当免费予以核发驾驶证或上岗证等技术证书。

（六）义务兵退役安置，实行城乡一体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当年退出现役、凡符合我市安置政策的城乡退役士兵（士官），除转业士官和荣立二等功、参战三等功以上的重点安置对象继续由安置部门对其进行重点安置外，其余对象主要采取货币安置的方法安置，具体标准按全市城乡上年度人均收入的一定比例发给安置补助金。户籍在城镇的退役士兵，安置补助金标准按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0%核定（原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复工、复职的除外）；户籍在渔农村的退役士兵，安置补助金标准按上年度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60%以上核定。退役士兵军龄补助费城乡实行统一标准，为每人每年2000元。安置补助金和军龄补助费由各县（区）人民政府统筹安排，财政部门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统一发放。

（七）退役士兵自退伍之日起半年内，个人办理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政府给予保费40%的补贴，其在部队服役期间的军龄视同交费年限。

（八）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给予渔农村退役士兵在宅基地审批方面优先照顾。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兵役登记和体格检查以及拒绝、逃避征集的，由县（区）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按《浙江省征兵工作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予以相应处罚。

第三十五条 应征公民入伍后拒绝服兵役被部队退兵的，按《浙江省征兵工作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予以相应处罚。

第三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有拒不接受征兵工作任务，拒不配合有关部门对适龄公民进行兵役登记、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等行为的，按《浙江省征兵工作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予以相应处罚。

第三十八条 县（区）人民政府依法实施的行政处罚，由县（区）兵役机关提出申请，经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由县（区）兵役机关会同公安机关查处办理。

依据本办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款时，应当出具市财政局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罚款全部上缴国库。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未完成征兵工作任务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并对主管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违反兵役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县（区）兵役机关及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兵役机关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抓好贯彻落实。

第四十三条 本实施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政治竞争：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未来

段明学

列宁曾说过：“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的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对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忌谈“竞争”尤其是“政治竞争”，似乎一提政治竞争，就是向现政权挑战，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应当说，这种倾向是十分危险的，它制约了政治理论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探索，造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动力严重不足。在本部分里，笔者将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政治竞争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笔者认为，政治竞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应当是竞争的政治。
一、政治竞争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关系
（一）没有政治竞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治竞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和题中应有之义。如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没有政治竞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由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政府只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因此，人民有权自由选择来为他们服务的“公仆”，谁能够最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最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便选择谁。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自称他比其他人都更“优秀”，这事只能由人民来决定。这就要求那些自愿为人民服务者通过竞争取得“合法服务”的权力，根据人民的授权管理整个国家和社会。人民一旦对其服务不满意，有权随时撤换他们并重新选择自己满意的“公仆”。因此，任何执政者都不可以贪恋权位，他们必须尊重并接受人民的选择。阿兰·图雷纳指出：“所谓人民的政府是否民主，惟一的检验方式是通过自由选举，看看自由的公民面临真正的选择时如何反应；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是否确如统治者所说，他们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些政府口头上宣称一切为了人民，但并不尊重被统治人民的政治选择自由；这样的政府称不上民主。”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政治竞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宪政民主思想的一个极重要组成部分。1871年，巴黎公社在发表的《选举公告》中就明确提出过“实行选举或竞选”。1936年3月，斯大林在同美国报业巨头罗易·霍华德的谈话中自信地说：“你认为不会有竞选，可是竞选一定会有，而且我预料会很热烈”。“是的，竞选将是热烈的，它将围绕许多极其尖锐的问题（主要是实际的、对于人民有头等意义的问题）来进行。”“千万选民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候选人，抛开不适当的候选人，把他们从候选人名单中取消，提出最优秀的人来充当候选人。”1946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在竞选时，共产党并不是单独活动，它是和非党人士结成联盟进行选举的。”并认为竞选活动是“选民对作为执政党的我国共产党进行裁判的法庭。选举结果便是选民的判决。……共产党愿意接受选民的判决。” 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斯大林并没有切实地坚持政治竞争，而搞领导职务终身制，并指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从而犯了“对人民的专制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周恩来在1956年都指出斯大林犯了“对人民的专制主义的错误”） 。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斯大林违背人民意志指定接班人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并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由于“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影响”， 他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没有对政治竞争的合理性给予应有的重视，故无法避免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他先后指定了刘少奇、林彪、华国锋为接班人，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带上了强烈的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由此可见，离开政治竞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没有合理的自由竞争，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合理的自由竞争，中华民族就永远别想摆脱封建专制的严重影响。”
（二）政治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抛开中国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说，现阶段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迫切要求建立竞争的政治体制。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家政治整合和推进式现代化赶超战略的需要，中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强烈的封闭性、保守性和落后性特征，因为它从根本上排斥了竞争的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1）国家控制了全部经济资源的配置；（2）国家（实为政府、执政党）控制了全部政治资源的配置；（3）国家的权力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淹没在国家之中，出现所谓的“全能主义国家”。不可否认，这种集权式的体制在建国初期显然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每一种体制都具有克服危机、维持稳定和促进发展（特别是促进经济发展）这三种功能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种体制把克服危机作为主要功能赋予了自己。正如一本论著所说，它“比较适应于阶级斗争，而不大适应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比较适应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经济要求，习惯于用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形式管理国家事务，而不习惯于用民主的形式和方法管理国家事务。”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市场经济使社会向多元方向分化，阶级、阶层、集团、中央、地方、政府、公民等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分化。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和维护主体的独立性，各种社会主体纷纷要求参与政治，力图控制政治体系的政治过程，分享政治权力，这样就形成了计划时代所不可能存在的种种政治主体和政治多元。政治多元的客观现实，给传统政治体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政治体制不能同化或吸收这些新兴的社会势力，那么它就会面临被摧毁的前景。亨廷顿认为，“一个政治体制还应当能够成功地同化现代化所造就的获得了新的社会意识的各种社会势力。当这些新生的社会集团要求参与政治体制之时，政治体制或是以各种与现存制度继续存在相和谐的方式提供参与手段，或是将这些集团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从而导致公开的或隐蔽的内乱和叛离。” 我国原有政治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就表现在它不能成功地吸收新的社会势力参与到政治体系中来。例如，近年来关于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争论就反映了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改革政治体制，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迫切要求。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鲜明地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全新的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态度和革命的举措来对待，如果采取改良主义的态度，企图只是对原有政治体制作某些修补而消除其弊端，这实际上等于取消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有利于充分吸收经济改革中释放出来的新兴力量参与到政权中来，最大限度地扩大民主。因此，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建立竞争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治体制以到取代原有的封闭、落后政治体制。
（三）中国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不应实行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应当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适度的政治竞争
中国民主发展的方向是竞争式民主政治，但不应盲目照搬西方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民主模式。邓小平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应实行政党之间的竞争。
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源蒂固的国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和封建社会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方奴隶社会的雅典民主、中世纪城市共和国那样的民主政体。中国的特殊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使得民主制的国家形式始终没有在中国产生出来。有的，只是专制权力的异常强大和社会自主力量的软弱。与这种专制权力相一致，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政治文化带有强烈的抗拒民主倾向。 亨廷顿甚至认为，儒教和受儒教影响的社会一直不适合民主，“古典的中国儒教和受儒教及其在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流派以及受到冲淡的日本都强调团体、团队胜于强调个人，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儒家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权利存在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思想团体和政党的冲突被看作是危险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自全国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 ”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历史地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某种“先天不足”，即某种不成熟、不完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西方式的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必然会造成党派纷争、秩序混乱、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的局面。
中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双重任务。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和建设民主并非可以同时并举。因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矛盾。“经济发展要求的是集权化和稳定性，而民主政治要求的则是分权化和政治变动的制度化。” 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使中国政府作出了优先发展经济的权威主义发展战略模式。没有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也不会得到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选择优先发展经济的战略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建立了强大的政府，才能够推动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舍此无他路可走。战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亨廷顿认为，对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这个观点是极为深刻的。而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反复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央要有权威”、“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等与亨廷顿的观点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效地动员各种有限的社会资源，促进中国的大发展；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可以有效地整合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不同利益要求，保持政治的稳定。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国将一事无成。所以，中国现阶段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不应实行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
当然，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长期实行党禁、排斥政治竞争。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实行适度的政治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实行政治竞争，而在于如何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竞争。美国学者迈克尔·奥格森格认为，“如果能找到一条既能和平过渡到公开、有竞争力的政体，同时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安全之路，一些领导人可能会选择这么一条道路”。 这个观点颇有见地，但他又认为，“事实上无此路可走”，未免有些武断。笔者认为，共产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反对派，因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竞争机制，是完全可能的。
二、实行政治竞争，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思考
（一）改革党管干部制度，实行党内竞争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这一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诚然，党内民主和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在对象、范围和形式上都有所不同，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内民主的状况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极大。如果党内民主都搞不好，我们就没有资格谈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更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相反，党内民主搞好了，就会对中国民主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而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的关键是改革传统的党管干部制度，实行党内竞争、民主选举制度。
1.从“跑官要官的理论”看现行党管干部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998年7月2日《杂文报》上刊登了李兆中同志的一篇文章《跑官要官的理论》，兹摘录如下：
日前，几位老兄讲起自己对跑官要官的感慨，颇有一番道理，不免录下来供大家品头论足。
甲：我认为自己确实有一定的才能，一时还没有被领导赏识，没有被大多数人发现，但我觉得本事再大，能力再强，如果不跑，领导不知道，上级不认识，怎么会被提拔使用？我善于钻研，勤于思考问题，自我感觉底气足，拿得起放得下。我这是在推销自己，是实现自己价值的有效途径和必要步骤，我认为自己跑官要官，是想大展宏图，要的是施展才华的舞台。
乙：我这个人工作能力强，群众威信高，上级领导准备提拔任某种职务。我就是不跑不要，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可现在大家都在跑，自己不跑领导会认为清高、目中无人。另外担心自己不跑，官位会落到跑得紧的人头上的。于是我也加入了跑官要官的行列。我跑官要官，目的是得官的保险系数更大些。
丙：我是非常讨厌那些跑官要官的人，但我亲眼看到，像购物排队一样，本来官位轮也该轮到自己了，可一些远远不如自己，而且和从事的专业不沾边的，却占去了官位。我心理不平衡，眼看着跑官要官者得官，不跑不要者靠边站，于是我也违心地加入跑官要官的行列，很不情愿的，带着满腔怨气和牢骚，硬着头皮拉关系，红着脸面去送礼。我跑官要官，要的是平等竞争的机会。
丁：不怕别人笑话，我这个人属于大家说的平庸之辈，可现在当官不须经过什么考试，不须像著书立说者“板凳要坐十年冷”，也不须担心实业家那样的风险，只要多琢磨些人，只要善跑、挖空心思去跑就能得官。一旦得官，好处很多，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实事求是地说，我跑官要官，看准的是特权和享受。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这篇杂文全部引证下来，乃是因为它集中地暴露了我国现行党管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跑官要官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跑的方向，是朝个别掌握权力的领导哪儿跑，还是朝群众、朝人民哪儿跑；现在的问题是，只有向领导推销自己，才有望得官，向群众推销自己等于浪费精力。所以，向领导“跑官要官”就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政治现象。严格说来，它也是一种政治竞争行为，但却是一种不正当的政治竞争行为。不管“跑官要官”的动机如何，目的怎样，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目的高尚也罢，低劣也罢，都是一种托辞，都只不过是为自己的“跑官要官”寻找一种正当的理由而己，也就是作者所说的“理论”。“跑官要官”严重地违反了我国正式的领导干部产生程序，堵塞了正常升官的渠道，导致买官卖官，唯人唯钱，拉帮结派等连锁不良反应，严重地败坏了党风、政风。而“跑官要官”的存在，又与现行党管干部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长期以来，在党政干部的选拔方面，我国实行的是委任制，这是一种明显带有封建特征的干部选拔制度。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从当时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认为必须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条件下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以适应极其紧张的革命战争的需要。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进入和平时期，俄共（布）十大决议就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应“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上到下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并没有废除委任制，反而使其得到强化。委任制也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广泛采用，并视为“党管干部”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章程》第2章第13条明确规定：“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这条规定使委任制合法化。必须指出，这种干部选拔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第一，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行为，实行的是由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在少数人中间选少数人，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容易被忽视、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因之难以体现出来；第二，在这种制度下，人才选拔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拔者的个人素质，主观好恶，在“贤”与“能”的标准上随意性太大，导致要么选错人，即把那些政治上不合格、能力平庸而又擅长于投机钻营之徒选上来；要么是埋没人才，使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力无法发挥。因此，这种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方式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第三，由于各级领导干部是由上级委任而不是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这就从制度上决定了各级党政干部必须对上级负责，导致他们眼睛向上而不向下，容易脱离人民群众。尤为突出的是，它容易为腐败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如前所说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如不及时改革，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危险。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就已经认识到这种在“党管干部制度”掩盖下的“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用人制度的严重缺陷，他十分坦率地承认，与资本主义相比，干部选拔制度是落后的。“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落后，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他强烈呼吁“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 在他的呼吁下，我国加快了党管干部制度的改革，并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改革很不彻底，无法从源头上解决“跑官要官”的问题，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2.改革党管干部制度的关键是实行公开竞争，民主选举
要解决上述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党管干部的改革，对党政主要干部，要逐级废除委任制，而代之以公开竞争，民主选举的制度；要逐步废除领导干部身份的终身制，打破“官民界限”，实行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惟有如此，才能真正达到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的要求。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实行的“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用人制度是不相信党员，不相信人民群众的表现。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应当相信人民，充分尊重并保障人民的选择权利。“走群众路线”应当体现在行动上，而不是体现在口号上。因此，必须逐步废除委任制，或者严格限制委任制的适用，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及其所产生的弊端。毫无疑问，实行公开竞争，民主选举制度是取消“少数人”特权的有效途径。不仅如此，它还可以理顺各级领导干部“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人民群众是领导干部政治权威的惟一合法来源，只要人民群众满意的，即使“上级”不满意，也不可随便调动，罢免或者辞职；相反，只要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即使“上级”挺“满意”，也必须下课，调走也不行。
当前，有不少领导干部对在党和国家机关及其部门实行严格的选举制不理解，心存疑虑。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这样一来，党委就不能根据“需要”很便当地指派党政干部了，工作也就不好开展了。乍一听，很有道理，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和托辞。党的各级组织靠什么来树立威信，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开展工作呢？从根本上说，靠的是正确的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靠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靠的是决策时的民主化、科学化，靠的是勤奋工作、廉洁奉公和以身作则。如果仅仅靠掌握干部的任用权力来维系工作的开展，那不仅是可悲的，而且是靠不住的。 还有人将党内选举制与党管干部制度对立起来，认为实行党内选举制，就无法贯彻党管干部的原则，这也是一种偏见。党管干部原则，主要是指各级党委必须按照党的干部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党直接管理、任用各级党政干部。否则，不仅不能够加强党的领导，反而会削弱党的领导。
要实行党内竞争、民主选举制度，就必须废除领导干部身份终身制。能官能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在西方国家，各级国家机关的主要官员都是经过选举轮换的，或由当选的机构长官，首长任命的，一到任期，如果没有重新当选，或者不能再次竞选，都得走人。要么回到原来的岗位重操旧业，要么另谋职业，绝对不能挪个位置继续做官，更不能不做官了继续由纳税人供养。 譬如基辛格做了两任总统的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之后，政府里没有他的位置了，便自然地回到了原来教书的大学重操旧业。戈尔做了八年副总统后竞选总统失败，只好另谋职业，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一个人一旦为官，便终身为官，从政府干到党委，再干到人大政协，即使在所有位置上的任期都干满了，也要赖着不走，继续享受“官”的待遇，继续吃皇粮。应当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官本位作风，它是造成我国“老人治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1956年，刘少奇就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说，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也算劳苦功高吧！但是他做了八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照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吧。毛泽东在1956年主动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有退为平民的考虑。1957年4月，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他说：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同年他在莫斯科会见苏联哲学家尤金和米丁时说：“我不想当什么主席了，我倒愿意到大学去教书，当个教授。”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毛泽东没有实现到大学当教授的愿望，刘少奇也没有退为平民，但他们的思想却是极为深刻的。共产党的干部不仅要能上能下，而且要能官能民，绝不能搞一次为官，终身为官。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从体制上杜绝领导干部职务和身份的终身制。解决了这个问题，党内民主就会大大地前进一步。
还需指出的是，政治竞争包含政策的表达。任何政党都不是铁板一块，允许党员持不同的意见正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候选人有机会进行政策意向的表达。党内选举的重心应当由“人”逐渐转向“政策”。在向更广泛的民主选举过渡的过程中，可先由共产党推出政见相同的数名候选人参选，然后逐步过渡到政见有差异的候选人参选。只有这样，党内民主竞争才不致流入形式，人民民主也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二）建立健全人大代表竞选制度
1.建立和健全人大代表竞选制度的意义
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意志的表达机关，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从法理上说，人民代表大会拥有至上的权力和最高的权威，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自建立以来，就从未树立起最高的权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极为有限，曾被人们戏谑为“橡皮图章”，“表决机器”。当然，人大成为“橡皮图章”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其中人大代表自身素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大代表自身素质直接影响到人大权力的行使和职能的履行。“如果说把人民代表大会制比作高楼、大海，那么，人民代表就是基石和细流。高楼之所以高，全赖乎基石；大海之所以大，全赖乎细流，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之好坏和胜任与否，全赖乎代表素质。” 就形式要件而言，人大代表相当于国外议会的议员。在许多国家，宪法选举法都规定不分种族、民族、出生、性别、语言、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只要达到法定年龄、符合法定条件者，均可竞选议员。但实际上，议员的产生要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只有在竞选中获胜的候选人，才能担任议员。因此，国外议员大多能够胜任立法、理财、监督的职责。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人大代表被视为“荣誉称号”，“二线工作者”。在实践中，不问参政能力如何，凡劳动模范、生产能手、体育明星、著名演员很容易当选为人大代表。一些即将离、退休的干部也容易被安排进人大常委会之中。人们很普遍地发现，不少来自基层的代表只知道“光荣”，“激动”、“感谢党组织的信任”、“认真领会政府工作报告”，很少意识到作为人大代表应负有的职责。关于人大代表素质状况，兹举几例：
例一，关于人大代表赵趁妮：“她没有文化，而许多她必须出席的社会活动，没有文化，简直如同瞎子。每次大会上的报告，她有许多弄不明白的地方。发给的文件，她那份总是崭新的，无论哪一份，在她眼里都是密密麻麻的一片，没有什么两样。……她属于代表中的另一个层次，一个知名度极高文化却极低，威信高能力低的代表。作为一个层次，绝非她一个人。”
例二，关于人大代表杨锡兰：“当选人大代表，开十八天会，当十八天观众，可以休息一下。”“……大家选你，意味着荣誉，还是责任？”“主要是荣誉。算给我的一种奖赏吧。”
例三，关于投赞成票的心态。一位身体很胖的代表说：“我和他们一样，对人选中许多人不了解，但相信中央和上届人大的提名……我投的应该说是信任票。”另一位代表回答说：“我为什么投赞成票？说句真话，我也不清楚为何投赞成票，反正我觉得不管投什么票，候选人必将当选，这是走走形式，谁都弄得。我这一票根本不起作用”。再一位代表说：“我为什么投赞成票？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要不我也投反对票。”
由此可见，我国人大代表的能力和素质与法律要求还存在相当的距离，之所以如此，不能不说与长期以来把人大当成“二线机构”，忽视它的作用有关。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实行人大代表竞选制度，人大的权威正是来自于竞选。只有实行竞选制度，才能转变代表的观念，变“要我当代表”为“我要当代表”；只有实行竞选制度，才能提高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作一个合格的代表；只有实行竞选制度，才能密切代表与选代的联系，切实反映选民的愿望，努力为选民服务。总之，只有实行竞选制度，人大的职权才能真正得到落实，从而变“橡皮图章”为“钢硬图章”，发挥在民主政治的应有作用。
2.建立健全人大代表竞选制度中的几个问题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建立健全人大代表竞选制度，应当注意以下几个相关问题：
（1）全面推行专职代表制。专职代表制为国外代议制国家广泛采用。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议会（国会）的职能趋向复杂和专业化，为了保证议员的工作时间以及解决议员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公职而造成的政治机构内部的矛盾，国外几乎都用宪法和专门的法律规定：议员或代表在当选期间不得担任其他公职，甚至企业的职务。目前，我国除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其下属的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含有一定的专职的性质外，占代表总额大多数的人大代表采用兼职的形式。相当一部分人大代表来自生产、工作第一线，其中多数是在各行各业中取得成绩的突出人物，他们更多感到的是荣誉，而对参政议政缺乏足够的热情。“据北京市某区调查数字表明，多数人大代表的政治参与动机不强，有近一半代表当选前并不想当代表，48％更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有一半代表不想当更高层次的代表。” 同时，由于人大会议时间较短，有的代表还未对法律案或决议案中的概念搞清楚就要投票表决，有的代表由于准备不备，在会议讨论中只能“空对空”，谈不出实际问题。如此种种，造成人大决策质量不高，选举走过场，流于形式的问题。
因此，必须全面推行专职代表制，使人大代表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和谋生的手段，其任期内的惟一身份就是代表选民行使权力。由于人大代表没有了“本职”工作，他们就可全力投入到参政议政的工作中去，从而提高他们的参政议政能力，实现由“先进模范”型向“政治科学”型转变。同时，能否成为代表，将直接关系到自己将来的政治前途和命运，因而人们将会全力投入到选举中去，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这样，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就不会再是“走走形式”，而真正的成为选民行使权力、监督代表的手段。
（2）改革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办法。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7章第29条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任何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符合法定条件、立志成为议员的公民，如果没有选民或代表的推荐，那就不可能成为候选人，成为代表。而实际的推荐结果，“考虑代表之先进性有之，考虑代表之模范者有之，考虑照顾将离退而未离退予以安排者有之，考虑工作方便由行政领导兼职者有之。” 如此，人大焉不成为橡皮图章？因此，必须改革现有代表候选人提名办法，建议实行初步代表候选人自愿申报登记制，通过选民预选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初步代表候选人和正式代表候选人均有权根据法律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各种形式的合法竞选活动。
(3)明确规定当选代表的资格条件。做人民代表是光荣的，但必须明确，人大代表绝不是一种荣誉称号，也绝不是政治待遇，而是一项崇高的政治职务。做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其一、代表性。人大代表来自于选民，必须对选民负责。其二、参政议政的能力。人大代表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专业知识，具有健壮的体魄和社会活动能力。作为人民代表为的是要代表人民，表达意见，阐明志向，以决定国家之大针方针，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如果不具备参政议政能力，他（她）又怎么能够胜任其职责呢？其三、参政议政的品质。人大代表必须具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当人民公仆的思想和强烈的责任感及神圣使命感。关于当选人大代表的资格条件，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总的来看，目前关于当选人大代表条件方面的法律规定还不够明确具体。建议修改上述两法，对当选人大代表的资格条件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