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案件法律适用相关问题研究

2011年5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所谓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如何理解本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如何处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对“醉驾”案件法律适用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指导检察工作实践。
2011年5月1日以来，肃北县公安机关共查处醉驾案件2件2人,立案2件2人, 其中批准逮捕2人,移送审查起诉2件2人，均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案例一】: 被告人斯某，男，蒙古族，1979年10月11日出生，中专文化程度，甘肃省肃北县人，个体劳动者，曾因犯盗窃罪，于2003年4月起在酒泉监狱服刑，2007年5月期满释放。5月 23日，因涉嫌危险驾驶罪于2011年5月23日被肃北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办案机关查明： 2011年5月11日18时40分许，斯某酒后无证驾驶汽车肃北县党城湾镇教育路11号楼南侧墙面发生碰撞，造成该车损坏。后交通民警赶到事故现场处理事故时，犯罪嫌疑人斯某辱骂并殴打了执法民警，造成一名民警受伤。经对斯某抽取体内血液进行酒精含量检验，其体内酒精含量为215.2mg/100ml，远高于80mg/100ml醉酒驾车的法定标准，属醉酒驾驶机动车。
肃北县人民检察院2011年7月5日以被告人斯某构成危险驾驶罪和妨害公务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例二】:被告人扣某，男，蒙古族，1973年10月27日出生，甘肃省肃北县人，初中文化，牧民。因涉嫌危险驾驶罪于2011年5月23日被批准逮捕。
办案机关查明: 2011年5月11日18时30分许，扣某酒后无证驾驶汽车在肃北县党城湾镇教育路11号楼南侧人行道行驶时闯入路边绿花带将一棵树撞断，后被公安机关查获。经检验，其体内血液乙醇含量为犯罪嫌疑人扣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96.1mg/100ml，属醉酒驾驶机动车。
肃北县人民检察院2011年7月5日以被告人扣某构成危险驾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例分析】：经对以上两起“醉酒驾车犯罪”案件分析认为，这些案件均具有以下特点:
1、符合刑法修正案(八)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社会危害性明确。
被告人斯某和扣某主观上明知醉驾入刑规定，客观方面仍然实施上述行为，且经对其体内血液检验，乙醇含量均超过80mg/ml，属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
被告人斯某的危险驾驶行为还造成车辆碰撞和妨碍执法使民警受伤的危害后果，其社会危害性明显。斯某的行为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
2、涉案人员的行为均足以威胁不特定多人的人身和重大财产安全。
两案中，虽然案例一仅发生一般交通事故，案例二产生了实际危害后果，但均具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可能性。一是斯某、扣某的血液内乙醇含量均远远超过80mg/ml的醉酒标准，录像资料中亦能明显反映出上述涉案人员处于意识模糊状态，神志不清，情绪激动，被约束至第二日方酒醒；二是醉驾行为均发生在居民活动集中、车流量较大的地段。从上述情况看，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3、法律意识淡薄是醉驾案件发生的内因。涉案人员大多对醉驾入刑规定是明知的，但依然藐视刑法的刚性，存在侥幸心理。往往把责任归咎于他人的劝酒，对醉驾入刑不理解或轻视。
4、醉驾易滋生其他恶性犯罪。醉酒者往往会出现情绪不稳、激惹易怒，甚至出言不逊、行为粗暴、滋事肇祸等现象。在与被害人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缺乏自控，发生故意伤害等恶性刑事犯罪可能性较大。案例一被告人斯某便辱骂并殴打执法民警，妨碍执法活动,并造成民警的受伤的后果。
【法理研讨】回顾近来“醉驾是否一律入罪”问题所面对的诸多争议，我们认为，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是一个相对专业的法律适用问题。因此，如何理解本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如何处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醉酒驾车犯罪的法律特征
1、醉酒驾车犯罪是行为犯。行为犯，是指只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不以发生一定的危害结果为犯罪构成要件。醉酒驾车犯罪，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不要求行为造成任何危害后果，也无犯罪情节要求。而刑法修正案(八)同一条规定的“飙车”犯罪，则必须是“情节恶劣的”才构成犯罪。
2、醉酒驾车犯罪是抽象的危险犯。抽象的危险犯是将可能招致危险的特定行为和状态，预先认为其具有一般的抽象危险，而不在构成要件中规定一个具体的危险性，行为人一旦实施法定的犯罪行为，不论是否发生具体的危险，都认为有侵害法益的危险而构成犯罪。醉酒驾车犯罪侵害的客体是道路交通秩序，威胁不特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行为是否有具体的危险。
3、醉酒驾车犯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明知醉酒驾车危害道路交通安全，饮酒并实际达到法定醉酒程度，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就属于具有刑法规定的醉酒驾车犯罪的故意。
4、醉酒驾车犯罪是法定刑最轻的犯罪。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醉酒驾车和飙车犯罪，法定最高刑为拘役六个月，这是刑法分则中法定最高刑设置最低的罪名。此前，刑法分则法定最高刑设置最低的为一年有期徒刑，是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
二、醉酒驾车犯罪与他罪的关系
醉酒驾车犯罪的规定是交通肇事罪的立法补充。立法将醉酒驾车犯罪的规定作为规定交通肇事罪的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是对原规定的补充。交通肇事罪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是醉酒驾车造成的，刑法修正案(八)以立法的方式扩大了醉酒驾车行为的惩治范围，即有醉酒驾车、飙车行为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样使交通肇事罪的构造产生了变化，出现三种类型:一是作为单纯过失犯的交通肇事罪，即不以醉酒驾车、飙车犯罪为前提的交通肇事罪;二是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的交通肇事罪，即醉酒驾车、飙车犯罪是基本犯，是故意;致人重伤、死亡和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结果是过失，是结果加重犯；三是危险驾驶行为依然可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要危险驾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就属于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三、对醉酒驾车犯罪的证据的收集采信问题
醉酒驾车犯罪案件中的所有证据基本上是由交通部门在执法过程当中获取的。但是移送单位是公安机关，他们取得的证据相对比较少，主要是一些程序性的手续。证据体系最起码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实体证据，就是证实犯罪的证据，要能证明当事人喝酒、醉酒，能证明当事人在道路驾驶机动车；另一方面是量刑方面的证据，最起码要包括后果和情节。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能否有可参照的统一标准是一个问题。针对执法中的问题，建议应对危险驾驶案件证据要求作出统一规定。
从已办理的案件看，应收集以下证据:
（1）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单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报告;
（2）血液提取登记表;
（3）查获经过;
（4）证人证言;
（5）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及身份证明材料;
（6）视听资料，如查获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和呼气酒精检查以及血液提取现场全程音像资料和相关照片等。
（7）其它证据。
四、醉酒驾车犯罪与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适用
1、立法应严格遵循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基本法律制度。刑法总则第十三条是犯罪概念的总规定，其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但书”规定是出罪的总原则。立法把一种行为入罪的时候，应该严格按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规定为犯罪。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即构成犯罪，就是立法认为，醉酒驾车不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
2、醉酒驾车犯罪的关键是“醉驾”的标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4年5月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酒后驾车普遍具有危险性，但立法选择“醉驾”为入罪标准，将血液中酒精含量小于80mg/100ml以下的酒后驾驶行为出罪，表明立法并未将酒后驾车一律入罪，区别了酒后驾车的不同情节。
3、关于醉驾是否一律入刑的争论。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从此，醉驾入刑正式上升为法律。几日后，最高法张军副院长发表“醉驾并非一律入刑”的意见，公安部发文《醉驾一律刑事立案侦查》，最高检发文《醉驾证据充分的一律提起公诉》。从现在的情况是，公安部与最高检的态度非常明确。醉驾一律入刑。但是由于最高法院的一位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讲了醉驾并非一律入刑，要考虑它的情节，要考虑刑法怎样规定，所以正因为这样，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大家觉得公检法机关认定醉驾入刑上认识不一致。事实上，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来看，它规定只要达到了醉酒状态，就应该按照危险驾驶罪来定罪处罚。那所谓情节，情节已经包含在条文的规定当中，因为醉酒状态，按照现在的规定是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80mg以上，就应该认定已经构成了醉酒驾驶的状态，就应该构成犯罪了。至于说他其它情节，实际应该是没有达到80毫克以上的，这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只要达到或者超过了80毫克以上，那么就认为他的行为应该按照犯罪来处理。在这一点上，公检法三家机关认定上应该是没有分歧的。建议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便公、检、法共同执行，否则会出现执法混乱或违背立法初衷的问题。



法 的 价 值 断 想

作者：卓泽渊


　　法的价值是一个十分古老而又新颖的法学命题。早在人类创制法或法律的时候，就开始了关于法或法律的价值思考。人类创制法或法律的行为，绝不是没有意义和目的的盲动，事实上，法学家和思想家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着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法的价值的探究实际上是法的意义的探究，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并以人为归宿的法的意义探究。

　　法的价值即法对人的意义的第一个方面，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这是法的价值的最直接、最基本的体现。法是怎么满足人们关于法的需要的？我以为其方式主要有两个，一是将人的需要法律制度化，使之具有合法的、为法律所保护的性质。这是人的需要在制度层面的法律化。例如，刑事立法体现了秩序、正义等，并将其落实在具体的规范之中；民事立法直接规定了效率、平等、公平等，并贯彻在整个法律制度之中；诉讼立法和仲裁立法直接规定公正与效率等，并在具体的制度和程序设计中将其体现出来。二是将已经法律制度化了的人的需要现实化为法律的现实。这是法的价值在社会生活意义上的法律化。法的价值在实际生活之中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必须需要法律实施作为中介，并在法律实施中得以完成。这两种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表现着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即法对人的意义的第二个方面，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其中的“指向”是指法的价值具有目标、导向的意义；“绝对”是指法的价值具有永远的、不断递进的，而又不可彻底到达的性质；“超越”是指法的价值作为人类关于法的追求而总是超越人的客观能力和客观的现实状况。法的价值的这种“绝对超越指向”性质，为法的价值的崇高与神圣奠定了基础，对人类关于法的行为和思想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甚至是人关于法的精神企求与信仰。人类之所以会为了法的价值理想而不息奋斗和一往无前，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于法的价值具有绝对超越指向的性质。历代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清官的义行，无不是在一定价值精神指导下的壮举。

　　法的价值的两个方面的意义，经过了千百年的凝练，固化为了法治、自由、平等、人权、正义、人的全面发展等价值目标或价值准则。正是这些价值目标或价值准则，使历代圣哲、先贤、清官能为法的实现献身，死而无怨、死而无憾；使许多受到制裁的人会感到罪有应得、认罪伏法，甚至感激对其进行处罚的司法官员；使人们为法献身的意义超出了一己之私利与歧见，而更为崇高。集中体现法的价值的价值准则和价值目标——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正义，乃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为法的发展与进步设定了实在的目标与远大的理想。



作者简介

　　卓泽渊，1963年生，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最近入选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出版个人学术专著2部，主编、合著14部，发表论文9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