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协商，达成《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并于2006年7月14日签署。


《安排》已于2006年6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9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根据双方一致意见，本《安排》自2008年8月1日起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

　　二○○八年七月三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商，现就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认可和执行问题作出如下安排：

　　第一条内地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具有书面管辖协议的民商事案件中作出的须支付款项的具有执行力的终审判决，当事人可以根据本安排向内地人民法院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

　　第二条本安排所称“具有执行力的终审判决”：

　　(一)在内地是指：

　　1、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

　　2、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经授权管辖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名单附后)依法不准上诉或者已经超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判决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审后作出的生效判决。

　　(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指终审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及原讼法庭和区域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

　　本安排所称判决，在内地包括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支付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判决书、命令和诉讼费评定证明书。

　　当事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判决后，内地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依法再审的，由作出生效判决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审。

　　第三条本安排所称“书面管辖协议”，是指当事人为解决与特定法律关系有关的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争议，自本安排生效之日起，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内地人民法院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具有唯一管辖权的协议。

　　本条所称“特定法律关系”，是指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合同，不包括雇佣合同以及自然人因个人消费、家庭事宜或者其他非商业目的而作为协议一方的合同。

　　本条所称“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的形式。

　　书面管辖协议可以由一份或者多份书面形式组成。

　　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合同中的管辖协议条款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管辖协议条款的效力。

　　第四条申请认可和执行符合本安排规定的民商事判决，在内地向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出。

　　第五条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所在地在内地不同的中级人民法院辖区的，申请人应当选择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出认可和执行的申请，不得分别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被申请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所在地，既在内地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申请人可以同时分别向两地法院提出申请，两地法院分别执行判决的总额，不得超过判决确定的数额。已经部分或者全部执行判决的法院应当根据对方法院的要求提供已执行判决的情况。

　　第六条申请人向有关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判决的，应当提交以下文件：

　　(一)请求认可和执行的申请书；

　　(二)经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盖章的判决书副本；

　　(三)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出具的证明书，证明该判决属于本安排第二条所指的终审判决，在判决作出地可以执行；

　　(四)身份证明材料：

　　1、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或者经公证的身份证复印件；

　　2、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经公证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注册登记证书的复印件；

　　3、申请人是外国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相应的公证和认证材料。

　　向内地人民法院提交的文件没有中文文本的，申请人应当提交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

　　执行地法院对于本条所规定的法院出具的证明书，无需另行要求公证。

　　第七条请求认可和执行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为自然人的，其姓名、住所；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和住所；

　　(二)申请执行的理由与请求的内容，被申请人的财产所在地以及财产状况；

　　(三)判决是否在原审法院地申请执行以及已执行的情况。

　　第八条“申请人申请认可和执行内地人民法院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决的程序，依据执行地法律的规定。本安排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申请认可和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前款规定的期间，内地判决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申请执行的，从判决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判决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判决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香港特别行政区判决到内地申请执行的，从判决可强制执行之日起计算，该日为判决上注明的判决日期，判决对履行期间另有规定的，从规定的履行期间届满后开始计算。

　　第九条对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判决，原审判决中的债务人提供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申请的法院经审查核实，应当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

　　(一)根据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原审法院地的法律，管辖协议属于无效。但选择法院已经判定该管辖协议为有效的除外；

　　(二)判决已获完全履行；

　　(三)根据执行地的法律，执行地法院对该案享有专属管辖权；

　　(四)根据原审法院地的法律，未曾出庭的败诉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或者虽经合法传唤但未获依法律规定的答辩时间。但原审法院根据其法律或者有关规定公告送达的，不属于上述情形；

　　(五)判决是以欺诈方法取得的；

　　(六)执行地法院就相同诉讼请求作出判决，或者外国、境外地区法院就相同诉讼请求作出判决，或者有关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已经为执行地法院所认可或者执行的。

　　内地人民法院认为在内地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决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认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内地人民法院判决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共政策的，不予认可和执行。

　　第十条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作出的判决，判决确定的债务人已经提出上诉，或者上诉程序尚未完结的，内地人民法院审查核实后，可以中止认可和执行程序。经上诉，维持全部或者部分原判决的，恢复认可和执行程序；完全改变原判决的，终止认可和执行程序。

　　内地地方人民法院就已经作出的判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作出提审裁定，或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提起再审裁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审查核实后，可以中止认可和执行程序。再审判决维持全部或者部分原判决的，恢复认可和执行程序；再审判决完全改变原判决的，终止认可和执行程序。

　　第十一条根据本安排而获认可的判决与执行地法院的判决效力相同。

　　第十二条当事人对认可和执行与否的裁定不服的，在内地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根据其法律规定提出上诉。

　　第十三条在法院受理当事人申请认可和执行判决期间，当事人依相同事实再行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

　　已获认可和执行的判决，当事人依相同事实再行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

　　对于根据本安排第九条不予认可和执行的判决，申请人不得再行提起认可和执行的申请，但是可以按照执行地的法律依相同案件事实向执行地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法院受理认可和执行判决的申请之前或者之后，可以按照执行地法律关于财产保全或者禁制资产转移的规定，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或强制措施。

　　第十五条当事人向有关法院申请执行判决，应当根据执行地有关诉讼收费的法律和规定交纳执行费或者法院费用。

　　第十六条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的标的范围，除判决确定的数额外，还包括根据该判决须支付的利息、经法院核定的律师费以及诉讼费，但不包括税收和罚款。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诉讼费是指经法官或者司法常务官在诉讼费评定证明书中核定或者命令支付的诉讼费用。

　　第十七条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自本安排生效之日(含本日)起作出的判决，适用本安排。

　　第十八条本安排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问题或者需要修改，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协商解决。

　　附：

　　内地经授权管辖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名单

　　(截止2006年5月31日)

　　广东省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东莞市人民法院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山东省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日照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河北省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湖北省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襄樊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辽宁省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

　　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无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黄浦区人民法院

　　吉林省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

　　天津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

　　义乌市人民法院

　　河南省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洛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四川省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海南省

　　洋浦开发区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的需要，对授权管辖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进行增减的，在通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后，列入附件。
“支出”和“付出”
?--------关于一起袭警抢劫案的冷思考

康岸桥


持刀挟持并伤害出租车司机、劫持出租车、抢劫现金及高值易套现财物，甚至公然拒捕袭警……这是2003年5、6月间在兰州市城区频频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梅军、齐涛的罪恶“表演”，他们的演技虽然不算高超，但却给金城出租车业带来了恐慌和不安全感。作为出租车司机被抢劫案件的主侦部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的领导对这些案件非常重视，责成刑侦大队限期破案，分局督办，刑侦大队当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迅速展开了工作。经过齐心协作、不懈努力，几番波折，专案组终于在7月22日、25日分别将齐涛、梅军抓获，进而破获此类案件数十起，不仅狠狠地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也给出租客运行业创造了良好的治安氛围。
歹徒虽然已被绳之于法，但是通过综合分析本案的侦破过程，我们不难看到，相对于破案的收益来说，我们的侦破成本结构的不合理和反常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妨导入这样一个公式：实际侦破成本＝必然成本+额外成本+偶然成本，必然成本包括侦查部门为侦破案件必须耗费的最低限度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的总和，是破案的必要条件，可简称为“支出”；偶然成本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由于意外、不可抗力、工作失误、自身素质及其它偶然因素的出现和发生而造成的损失；额外成本则是指由于偶然成本的出现，为弥补损失而耗费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的总和。偶然成本和额外成本的总和可简称为“付出”。一个理想的侦破成本结构中，“支出”趋近于最低必要限度，“付出”则应趋近于0。而在一个较为合理的实际侦破成本结构中，“支出”＞“付出”，二者都应在必要和合理的限度之内。在本案中我们不难看出，“付出”远远大于“支出”，造成不合理的破案成本支出，也正是本案一波三折的内在原因和主要原因。不妨让我们深入本案的侦破过程中去，看看这种反常的、不合理的侦破成本结构是如何具体形成的。
专案组在研究分析了这一系列抢劫案的特性和共性之后，果断串并案，并制定实施了侦查方案，一、在易发案地及租车地、抛车地进行走访、摸排；二、带领受害司机在这些地段进行寻找；三、对被抢劫的赃物进行监控，尤其是手机。但是，这些工作尽管做得很扎实，量也很大，面也很广，案件的侦破却并无进展，相反，在这期间，仍有案件在不间断地发生。6月20日晚又连续发生了两起案件后，专案组根据案犯作案的时间规律，经过反复勘查地形，制定了守候抓捕方案：确定四个守候点，一个流动巡逻点，每点四名干警，时间定在了6月26日晚。当晚，在局领导和大队各位领导的统筹布署下，大规模的守候行动开始了，刑侦大队全体干警全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自晚22时30分开始，守候至27日凌晨0时30分许，这二名劫匪果然又租了一辆车来到“三五一二”厂西大院巷道内抢劫，正在这二人已将司机控制住准备将车劫走时，在此巷道内的守候小组尤如神兵天降，将这二名劫匪堵在了车内。如果此时就顺利把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那么此案的“支出”和“付出”都是在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实际侦破成本结构还是趋于合理的。
也许是胜利来的太突然，让守候民警放松了警惕，违反了查缉战术的操作规程，将二犯罪嫌疑人堵在车内，坐在司机座上的犯罪嫌疑人梅军用花言巧语麻痹了民警，突然开门夺路而逃，而在助手座的另一犯罪嫌疑人齐涛利用民警分神的一瞬间，也冲开了车门准备逃跑，但守候在另一侧车门的民警反应机敏，将他一把揪住，齐涛手持利刃捅向民警，民警反应机敏向后一躲，刀捅在了下巴上，齐涛趁机一脚踹倒民警后也逃之夭夭。突然的变故加上专案指挥员对守候安排考虑不尽周密，点与点之间失去联系，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确切位置，造成梅军、齐涛二人袭警逃跑后各守候点一片混乱。由此可知，偶然成本的产生正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失误，包括①、指挥者对现场紧急状态出现的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和顾此失彼；②、守候民警错误的判断和明显失误的缉捕战术实施；③、接应守候民警接受指令不明造成配合失误。而这三点失误的深层次原因还得从自身素质的养成和发挥上好好挖掘。
这次抓捕虽然没有成功，但却让狐狸露出了尾巴。齐涛在逃跑时慌不择路，将手机掉在了现场，这便使专案组由此查清了2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手机的主人叫梅军，27岁，无业；其同伙叫齐涛，23岁，无业。梅军、齐涛二人也被突如其来的抓捕吓了一跳，当发现梅军的手机丢失后，二人感到大事不好，立即决定各自逃命，互不联系。专案组将两人的所有社会关系，公秘结合，或直接见面，或隐蔽监控。根据对二人的家庭及社会背景的了解，专案组分析齐涛已经外逃，而梅军既没钱，外地也无任何社会关系，他无力外逃，便把抓捕重点放在梅军身上，对齐涛专案组实行秘密监控而不惊动，给他以风平浪静的假象，诱其露面。果然，就在紧锣密鼓地对梅军追捕时，外逃20余日的齐涛开始探听风声，专案组对齐涛的关系人作了深刻细致的工作，向其申明利害，其表示愿配合我工作。在得到关系人一切正常，安然无恙的信息后，齐涛于7月21日返回了兰州，藏在了海石湾其姐齐波处，并与关系人取得了联系。专案组立即赶赴海石湾，在经过一昼夜艰苦的搜寻后，于7月22日中午在齐波家附近将惊魂未定的齐涛收入囊中。而此时的梅军，已被专案组追得如丧家之犬一般，凡是他所认识的人，凡是他去过的或可能要去的地方，专案组都一一找到，他不敢回家，不敢找朋友借钱，不敢在大街上行走，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专案组通过对梅军性格及爱好的分析，利用其喜好上网与异性聊天的嗜好，不定期在网络聊天室搜索。7月25日下午，当专案组干警以“小美女”的女孩网名出现在聊天室时，梅军也以其曾用过的网名“小可”进入，并与“小美女”聊了起来，“小美女”一面继续“温柔”地与其在网上周旋，一面立即安排人查寻其所在。就在“小可”与“小美女”聊得正酣时，抓捕干警在渭源路一网吧内将“小可”—－梅军抓个正着！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复述两犯罪嫌疑人落网的过程，就是想阐明先前提出的观点：偶然成本引发额外成本。而此案侦破的额外成本中不仅包括常规侦查手段（如调查、访问、排摸、守候等）的使用，还包括刑事特情等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以及还使用了大量的技侦手段，如外线（931）、话侦（933）甚至还包括高科技手段—网络IP地址监控，至于对人力、物力和其它社会资源的耗费，更是无法具体量化。好在此案中的“付出”并没有白费，否则如果造成侦查收益值为0（比如犯罪嫌疑人未缉捕归案），那么就真是有愧于人民公安的称号，难以自诩执法为民了。
那么如何做好侦破成本控制，提高破案收益呢？从根本上讲，必须优化成本结构，也就是说，一定要使必然成本降至最低需要，使偶然成本趋近于0，尽量避免额外成本的出现和剧增。而侦破成本结构的优化，在实际操作上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
1领导的支持和优势警力的倾斜。比如本案的破获从根本上讲就是市局和分局两级党委的领导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结果，市局领导多次过问，分局局长金宽忠、政委郭佼定每日都关注案情进展，并亲自参加专案会议，制定侦查策略。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石兰生发出了“此案不破，绝不罢休”的誓言，和专案组的同志们同甘共苦，并肩作战，连续奋战两月有余。专案组同志们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建立了二十四小时快速反应机制，随时有情况，随时出动。正是这种精诚所致，金石为开的高尚的敬业精神，使专案组克服了重重困难，将案件侦破。连梅军都发出感慨：“我想着你们抓几天抓不住我也就罢了，可没有想到你们如此执着，我被你们追得已是走投无路了”！
2打破区域、警种限制，集中优势兵力脚踏实地开展基础工作。以本案为例，由于梅军和齐涛的社会关系众多，人员复杂，专案组人力有限，所以大队领导高瞻远瞩，宏观调控，将刑侦大队专案组以外的其他力量投入到大面积的排摸，守候等工作中。实践证明没有这些烦琐的基础工作，破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3民警个体综合素质的完善和提高，比如良好的战术素养和专业素质、较为完善的知识智力结构、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等等。
4适时、正确、依法使用各种公开和秘密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做好与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