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生命法的特点及我国生命立法的问题与对策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内容提要：生命法是现代法律体系中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它具有综合性、伦理性、科技性、公益性和共损性以及预见性的特点。我国生命立法发展较为迅速，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生命法的基本特点及我国生命立法的几个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生命法；我国；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生命法是伴随着人类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并于二战后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进步而兴起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1] 其一经出现即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到本世纪70年代，各国有关生命的立法已涉及包括卫生保健、疾病控制（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和药物治疗等）、精神卫生、生育与人口、安乐死、环境保护、放射安全、器官移植、性病防治、人工授精等在内的20多个方面的问题。[2] 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生命法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其有别于其他部门立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生命法就是指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以调整生命社会关系、保障人们的生命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与我国其他部门立法相比，我国生命立法虽起步较晚，但其发展却极为迅速，目前，我国生命法的内容已经涉及到传染病防治、计划生育、卫生保健等许多领域，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因此，研究生命法的特点及我国生命立法现有的一些问题，并探讨完善我国生命法的途径和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生命法的特点
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生命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即它决定和服务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由于它所调整的是围绕人们的生命健康问题而发生的各类社会关系，从而决定了其必然又具有某些自己的特征。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性
与其他部门立法相比，生命法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1）就调整对象来看，生命法的调整对象是生命社会关系。而所谓生命社会关系，就是指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为促进生命科技的健康发展和保障人类生命的存在、健康与长寿而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3] 也就是说生命社会关系是由许多种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是一种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并几乎涉及到与人的生命活动相关的每个领域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关系。（2）由于调整对象的综合性，决定了对这种对象的调整需要通过包括经济、行政、法律、道德、技术以及教育等在内的多种调整方法和调整手段，而生命法必须对这些手段或方式加以确认和引导，以对生命社会关系这种综合性的社会关系进行综合性的调整。换句话说，生命法所采纳的调整方法和手段也是具有综合性特征的。（3）从体系上来看，生命法律体系是一个极其庞杂的法律体系。该体系中不仅包括了数量众多的生命法律法规，且包括了宪法、刑法、民法、环境法、行政法及诉讼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的许多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大量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等等，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体系。可见，就体系而言，生命法也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
（二）伦理性
伦理道德是人类生命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命法的调整对象是生命社会关系，所以，在其在对人类生命科技活动加以干预和调节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大量的人类伦理与道德规范。这就要求生命法做到以下两点，即：它既要对某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认同及保护，同时又要对某些新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以决定是否应予以认同和保护。这样一来，生命法必须将某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如生命科学技术的利益共享原则、生命资源利用的知情同意原则、生命科技活动的公正互助原则等纳入自身的调整体系，并升格为具有重要地位的法律规范；同时对那些严重违反人类伦理道德的行为如克隆人、人体器官买卖、生命科学技术的滥用等要明令加以禁止。因此，在调节生命科技活动的过程中，许多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便渗透到了生命法之中，使得其具有了浓厚的伦理性。
（三）科技性
由于生命法的调整对象即生命社会关系“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包括人类与生物圈即人与自然的关系”，[4] 因此，生命法就必须要建立在生命科学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要遵从、体现和突出基本的自然科学规律，如生理规律、生态规律等等。这就使得生命科学成为生命法的立法基础。而生命科学的技术性决定了生命法必然也具有科技性的特点。表现在：（1）生命法必须将生命科学的某些成果作为自身的内容之一，如我国《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中关于基因工程、DNA、基因等术语的解释就明显是生命科学成果在生命法中的反映和体现；（2）在生命法的所有规范中含有大量的体现人类生命规律的科技性法律规范，如我国新《婚姻法》第7条关于禁止结婚的规定，第36条关于夫妻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的规定等，这些科技性规定显然都是生命科学的直接成果；（3）在生命法律体系中，拥有大量的自然技术突出的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如我国的《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器官移植技术规范条例》、《脑死亡判定标准》、《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条例》等。这些标准、规范、操作规程在生命法律体系中具有独特且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与其他各类生命法律法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构成整个生命法律体系。
（四）公益性和共损性
如前所述，生命法的调整对象是生命社会关系。这是一种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并以生命科学技术为纽带的综合性的社会关系。而生命科技作为一把具有正负两方面效应的“双刃剑”，可能会给这种社会关系下的每一个人都带来巨大的福祉或是难以挽回的损失。这样一来，生命法就必然要承担起两个方面的任务，即：首先，它要保障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以保障整个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其次，它又要限制和惩治对该技术的不当利用或滥用的行为，以防止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这就决定了生命法在调整生命科技活动的过程中可能要面对两种结果：其一，它对生命科技活动进行了健康的引导、正确的保障和合理的规制，从而推促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保障了整个社会的公益；其二，它未能对生命科技活动进行合理引导和有效保障，而是限制和阻碍了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或对其不健康应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共同损害。从这一角度而言，生命法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共损性特征。
（五）预见性
生命法是以保护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以维护人类生命健康及其尊严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目的的，而生命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安全和利益的不确定性，其研究成果的应用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往往是难以估量和不可预测的。因此，生命法必须正确预测和权衡生命科学技术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的生命科技活动作出恰当合理的引导和规制。即，一方面，生命法要保障生命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权，保障那些公益性突出的生命科技活动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它又要对生命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权予以必要的约束，对那些可能产生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行为，如克隆人等，加以严格规制。这就使得生命法在立法过程中必须特别注重、强调、坚持和遵循超前立法的原则，从而在立法内容上具有极强的预见性。
二、我国生命立法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生命立法起步相对较晚，然而其内容却已广泛渗入到了传染病防治、食品卫生、医药管理、精神卫生、计划生育及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并已拥有了大量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范等，如《传染病防治法》、《母婴保健法》、《卫生检疫法》、《献血法》、《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防疫工作规范》、《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节育手术常规》等等。然而，就总体来看，我国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
（一）立法步伐滞后，缺乏预见性
立法滞缓是我国各部门立法的一大通弊，在生命立法领域，由于生命科学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一弊病更加明显和突出。例如，我国自70年代末即已开始了重组DNA研究工作。目前已有几种基因工程医药进入中试阶段；兽用基因工程疫苗和抗病毒转移基因烟草正在进行野外实验，有的已在大面积推广；而众多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的重组DNA工作，不久也将进入中试或野外实验阶段。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未制定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安全法规，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申报程序和必要的评审监督制度，致使重组DNA研究及其应用中的安全问题，在实际上处于一种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不良状态。[5] 直到1990年和1993年才分别由卫生部和国家科委制定并颁布了《人用重组DNA制品质量控制要点》和《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两个规章。再如辅助生殖技术方面，我国在1983年便诞生了第一个试管婴儿，但相关的立法却直到2001年初才姗姗而来，[6] 而在与该技术密切相关的民事、刑事等许多领域内却至今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充分暴露了我国生命立法的滞后性。此外，就与生命科技相关的某些立法而言，尽管在立法过程中充分注意总结了司法实践经验，但却忽视了法律的科学预见性。这一点在刚刚修改和颁布的新《婚姻法》中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新《婚姻法》的颁布是我国立法实践中的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件，因为该法在修改的过程中第一次采取了向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的先例。然而，新《婚姻法》这种开创性所散发出的光芒却并没有能够掩饰其预见性不足所产生的严重缺陷，因为在该法中并没有任何关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方面的法律规定。这不但对于确定那些利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诞生的婴儿的法律地位、调整与之相关的家庭关系方面是极为不利的，且使我国生命立法的预见性没有能够得到较好的体现。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是一国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立法层次上，法律体系可分为原生法律体系和次生法律体系两种。在我国，所谓原生法律体系就是指由我国宪法、民法、经济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环境法、科技法及军事法等所组成的第一层次的法律体系；而第二层次以上的法律体系则为次生法律体系，如民事法律体系、刑事法律体系等。由于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独特的调整方法，生命法律体系显然也应是一种原生法律体系，即有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各类法律法规所组成的、相互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如前所述，我国生命法已涉及到了诸如传染病防治、精神卫生、环境保护等在内的许多领域，并已拥有了相关的大量法律法规。这无疑为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就总体上来看，我国生命立法体系还远没有健全，甚至严格一点来说，这些立法还难以真正成为一个体系。表现在：首先，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一部能够承担起“领头羊”作用的基本法。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应以具有一部基本法或相当于基本法效力的法律为要件，如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的《民法通则》、刑事法律体系中的《刑法》及环境法律体系中的《环境保护法》等。而就目前来说，在我国生命法领域还没有这样一部法律。这就使得我国生命法群龙无首，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其次，某些极其重要的生命立法领域，我国甚至还没有严格法理意义上的“法律”。[7] 如在生命科技法领域，我国就只有几部部门规章，而没有一部严格法理意义上的法律。再次，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中还存在严重的法律空位现象。尽管我国生命法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这并不说明我国生命法律体系就已经很健全了，相反，它还远没有健全，在许多领域还没有加以规定。如在安乐死、脑死亡领域迄今都还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而在器官移植、遗体捐献方面，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包括《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等地方性立法，但目前尚无一部全国性统一立法。
（三）内容不完善
除了滞后性方面的问题及法律体系方面的问题之外，内容上的不完善也是我国生命立法的一个突出问题。表现在：（1）当前，我国的生命立法对生命科技活动的规制基本上还只是采用行政法律规制一种形式，民事法律规制和刑事法律规制还没有被正式纳入立法之中。表现在具体法律制度上，我国尚未建立生命科技活动的民商事制度和刑事制度，这不仅使我国在生命科技活动的民商事调整和刑事调整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且没有体现我国生命立法的综合性特点。以生命科技立法为例，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制定和颁布了包括《兽用新生物制品管理办法》、《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1998年）等在内的众多生命科技行政立法；而在与之相关的民商事立法和刑事立法领域，我国则至今还没有多少具体规定。例如，我国刑法迄今为止尚未规定生命科技犯罪，而民商法迄今也还未就基因、人体器官、人的遗体等法律性质作出明确定性。（2）某些有必要法律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规则尚未被纳入我国生命法之中。由于生命法在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需要面对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在生命立法领域，伦理道德法律化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最大限度的发挥生命立法的调整功效具有重大的推促作用。对某些伦理道德规范，生命法有必要对其加以认可和维护，并将其升格为法律制度，使之成为生命法内容的一部分。但就我国目前现行的有关生命立法的内容来看，许多基本的、有必要法律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规则，如知情同意原则、禁止人类克隆原则等，都显然还没有明确成为我国生命立法的规则。这也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生命立法内容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无论是就宏观体系方面，还是就具体内容方面，我国生命立法都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我国生命立法的综合性、伦理性及预见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现，且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其对我国生命社会关系的及时、有效调整。为此，我国必须及时的采取应对策略，以完善我国的生命立法。质言之，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倡导生命立法领域的超前立法，提高生命立法的预见性
一般而言，“法律总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现有的有利于掌握政权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确认和保障”。[8] 然而，另一方面，法律又不仅仅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更在更大程度上应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生活秩序的一种预期。换言之，法律并不总是消极地承认现状，它还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秩序的一种勾画、设计和引导。因此，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或“预见性”。为此，需要立法者在总结经验、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正确把握立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分析事物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便做出科学的预测。并将这种科学的预测反映到立法之中。这一点，在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立法领域，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往往是两方面的，其健康发展会会给全社会甚至整个人类都带来丰硕的收益，而其滥用也极会给人类带来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甚至是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科学预测科技所可能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并运用立法加以调整和规制便显得极为重要。生命法是调整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的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与人们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故更有必要提高对其预见性的要求。但恰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生命立法不仅缺乏应有的预见性，甚至连立法的及时性都难以满足。这不仅影响了对我国生命社会关系的调整，且为我国生命科技的安全健康发展留下了立法隐患。可见，加快我国生命法领域的立法步伐，提高生命法的预见性，已成为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理论上，我国生命法之所以滞后并缺乏预见性决不是偶然的，从根源上来说，它是由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就客观因素而言，主要是科学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主观方面则主要是由于立法者指导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对于前者，我们只能够寄希望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对于后者，即立法指导思想上的障碍，我们却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补救。为此，需要我们的立法者摆脱传统的“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总结性立法指导思想的束缚，树立超前立法意识，倡导生命法领域的超前立法。这是因为，“超前立法可以使人们改变旧的行为模式，建立新的行为模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把落后推向先进，把野蛮推向文明，起到法律对社会的促进作用”。[9]当然，超前立法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其必须建立在认真调查研究和科学预测及论证的基础之上，并且还必须要注重立法技术，作好生命立法的规划和设计。否则，这种立法也必将难以具备科学的预见性。
（二）逐步完善各项生命立法，建立健全我国的生命法律体系
是否具有健全的生命法律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生命法制建设和生命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健全的生命法律体系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其一是各项生命立法的完善，其二是各项生命立法之间能够组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且内部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
就目前来看，我国生命法显然还远没有达到上述要求。因此，完善各项生命立法，建立健全生命法律体系应当是我国今后生命立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使命。
就完善各项生命立法而言，笔者以为，我国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首先，建立并完善其他各个部门立法中有关生命社会关系的调整制度。具体言之，在民法方面，针对生命科学所可能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如试管婴儿的法律地位、其父母的确定、财产的继承等等，要设立相应的民事制度；在刑法方面，针对生命科学技术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各种严重危害，要增设相应的罪名和法律责任；而在环境与资源保护等其他领域，也要相应的建立各类具体的制度加以调整和规制。其次，要充分重视伦理道德法律化在生命立法领域的重要意义，将那些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生命伦理道德原则或规范法律化。如，可将前文所说的生命资源利用的知情同意原则升格为一项重要的民商事法律原则，以来判断有关生命资源利用的合法性；而对于生命科技利用的公平互助原则，则可将其作为我国生命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来加以规定等等。
当然，完善各项生命立法只是健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第一步。在做好这一步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对我国整个生命立法的架构进行合理规划。从法理上来说，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应首先以具有一部基本法或相当于基本法效力的法律为要件的；其次，该体系应是一个内容广泛、涉及面广的综合性体系，它又要求具备各项专门的生命单项立法和技术规范、标准等。以此为基点，笔者以为，我国的生命法律体系应当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宪法有关保护人们生命健康的规定；（2）生命基本法；（3）生命单项法，具体应包括有《生命技术法》、《计划生育法》、《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母婴保健法》、《献血法》等在内的各类一般法律及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制定和发布的各种法规和规章以及各类地方性法规；（4）有关的各类技术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5）其他部门法中调节生命社会关系的有关法律规定。按照这一体系设计来加以衡量，我国现行生命立法显然还难以真正构成为一个体系，更不要说是构成为一个健全的体系。因此，在我国今后的生命立法过程中，有必要设立一部《生命法》以作为我国生命立法的基本法；同时，也应逐步加强各项专门的生命单项法的立法建设，并逐步完善现有的各项生命技术标准和规范等等。这是建立并健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客观需要。

[1] 从法理上来说，某类立法能否构成一个法律部门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该类立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其次，该类立法具有特殊的调整方法和手段。笔者将生命法定位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生命法有其所调整的明确、特定且独立的社会关系领域；（2）生命法的调整是手段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这一特点是任何传统法律部门所不具备的，因而，将其纳入传统法律部门必然会存在理论上的障碍；（3）现代生命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各国必须将与人的生命健康有关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新型的的社会关系，并应根据其综合性特点专门进行综合性的重点调整，而传统的法律部门都难以担当这一重任。可以说，这些条件已经使生命立法具备了成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的最基本前提，加之其在各国法制建设中起步未久，故应当是一个新型的法律部门（具体论证可参见拙文：《我国生命法的现状及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 倪正茂：《生命法学略论》，《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3期。
[3] 有学者将生命社会关系界定为：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为促进生命科技的发展并保障人类生命的存在、健康和长寿而形成、可据以协调生命科技劳动者、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机构内部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社会关系（参见倪正茂著：《科技法学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笔者以为，这一界定范围过于狭窄，因为在生命社会关系中很明显还应当包括普通公民围绕生命健康等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如医患关系就是很普遍的一种生命社会关系。
[4] 谈大正：《当代生命法学的特点》，《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 赵震江：《科技法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506页。
[6] 即指2001年2月由卫生部制定和发布的《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两个部门规章。
[7] 从法理上来说，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审议通过的规范性围歼才可以称为法律。其中，前者为基本法律，后者为一般法律。
[8] 乔克裕：《法理学教程》，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第261页。
[9] 张根大、方德明、祁九如：《立法学总论》，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邮政条例

（2010年5月28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邮政普遍服务，加强对邮政市场的监督管理，维护国家利益和用户合法权益，保护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促进邮政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邮政业规划、服务、建设、管理及其相关的活动，接受邮政服务，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省邮政管理部门负责全省行政区域内的邮政普遍服务和邮政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并应当加强对邮政业的监管，完善市场机制，保障邮政服务的实施，确保通信安全、畅通。

　　发展和改革、公安、国家安全、民政、财政、国土、建设规划、交通运输、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协助做好邮政监督管理工作，并采取措施支持邮政企业提供普遍服务。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邮政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邮政服务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承担普遍服务义务的邮政企业给予必要的扶持和政策优惠，重点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边远地区邮政设施建设。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邮政设施、维护邮政通信安全和畅通的义务，并有权制止、举报破坏邮政设施和危害邮政通信安全的行为。

　　邮政企业应当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健全邮件收寄和运递安全保障体系，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邮政服务。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统一规划、配套建设、适当超前的原则，组织制定和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邮政建设规划。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邮政设施的布局和建设纳入城乡规划。

　　农村地区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设施建设应当纳入当地镇、乡和村庄建设规划。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邮政企业在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设立邮政服务场所。

　　尚未设立乡镇邮政服务场所的少数民族地区和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邮政企业应当确保邮件按照有关规定送达，并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妥收、妥投邮件的协议。

　　第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村民委员会在农村逐步设置村邮站并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导村民委员会确定村邮站或其他接收邮件的场所。

　　村邮站的场所和人员由村民委员会确定，场所可以设置在村民委员会办公地点，人员可以由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兼任。

　　邮政企业应当对村邮站的建设提供业务支持和指导，并与村邮站签订邮件接收、转投协议。

　　第十条 城市新区开发、旧城改造以及村镇建设，应当按照统一规划，同步建设邮政服务设施。

　　火车站、机场、港口、大型汽车站、大专院校、城市社区、风景名胜区、宾馆等公众服务场所应当建设配套的邮政服务设施。

　　第十一条 提供邮政普遍服务设施用地应当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划拨，免征城市建设配套费。

　　依法划拨的提供邮政普遍服务设施用地必须用于建设提供邮政普遍服务设施，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提供邮政普遍服务设施用房必须用于办理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不得挪作它用。

　　提供邮政普遍服务设施用房应当由建设单位按规划要求配套建设，建设单位应当按不高于房屋建筑成本价出售给邮政企业使用。

　　第十二条 城市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按照方便群众的原则设置信筒(箱)、报刊亭等邮政设施，应当征求邮政企业意见并纳入当地城市建设规划，由邮政企业按照规划统一报建、统一管理，免收城市道路占用费。

　　第十三条 新建楼房应当在地面层便于投递的位置，设置与户数相适应的邮政信报箱，所需费用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邮政信报箱的规格和样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前款规定的设施应当纳入民用住宅建筑设计，做到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建设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设置信报箱的，竣工验收时应责令设置。

　　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楼房未按照规定设置邮政信报箱的，由楼房产权人或者其委托的住宅小区管理单位负责补建。

　　第十四条 城市已建成的居民新区、街道，地名管理部门和相关部门应设置街道名称牌和门牌号码，并标注邮政编码。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迁移、损毁邮政设施。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邮政服务网点或其他邮政设施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规划在原址新建或者迁至方便群众用邮的地方另建，并应当采取相应措施保障邮政普遍服务的正常运行。

　　第三章 邮政服务

　　第十六条 国务院规定范围内的信件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

　　邮政企业应当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发挥邮政网络、邮政设施、安全保障、信息传递的优势，增强普遍服务能力，满足社会的用邮需求。

　　第十七条 省邮政企业对国家给予的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的补贴应当向少数民族地区和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倾斜。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以及相关的市（州）、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少数民族地区和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邮政企业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特殊服务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

　　第十九条 邮政企业向用户提供邮政普遍服务，应当不低于国家规定的邮政普遍服务标准，并在其营业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明显的、符合国家规定的邮政标识、本地邮政编码，在邮政信筒(箱)上标明开筒(箱)的频次和时间。

　　第二十条 邮政企业应当公布监督电话，受理用户举报或者投诉，接受用户对邮政服务质量的监督。

　　邮政企业应当自接到用户举报或者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第二十一条 邮政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泄露用户使用邮政服务的信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住宅院落、商用写字楼的产权人或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在其主出入口设置收发（传达）室或其他接收邮件的场所。

　　邮政企业采取按址投递、用户领取或者与用户协商的其他方式投递邮件。已安装信报箱的，平常邮件实行插箱投递。给据邮件由用户签收，用户委托的专人和专门机构代为签收的，视为用户本人签收。

　　住宅楼房和院落尚未设立信报箱的，可投交到收发（传达）室或物业管理部门；没有收发（传达）室和物业管理部门的，可投交到与用户协商的指定位置。

　　寄达农村地区的邮件，邮政企业应当投递到村邮站或与村民委员会商定的其他接收邮件的场所。

　　寄达少数民族地区和交通不便边远地区的邮件，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邮政企业可根据社会需求在其营业场所、投递场所内设置供用户租用的专用信箱。租用专用信箱的收费标准由省物价部门核定。

　　第二十四条 具备按址投递条件的新用户，应当由新用户到所在地的邮政企业办理邮件投递登记手续。邮政企业应当自办理邮件投递登记手续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安排投递。不具备按址投递条件的用户，可与邮政企业协商，由邮政企业将邮件投递到双方商定的接收邮件的场所。

　　用户更改名称、变更地址的，应当事先通知当地邮政企业。

　　第二十五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单位等应当为邮政企业投递邮件提供便利。邮政从业人员为用户提供到户服务时应当佩戴邮政专用标识，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准许邮政从业人员进入并予以配合。

　　第二十六条 用户交寄邮件，应当清楚、准确的填写收件人姓名、地址和邮政编码。

　　用户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信封、明信片的，邮政企业不予收寄。已投入信筒（箱）的，由邮政企业退给寄件人；无法退回寄件人的，作为无着邮件处理。

　　第二十七条 接收邮件的单位和人员在接收邮政企业投交的邮件时，应当当面核对、签收，并承担保护和及时、准确递送的责任；不得私拆、隐匿、毁弃邮件或者撕揭邮票；对无法转交或者误收的邮件，应当及时通知邮政企业收回。

　　第二十八条 用户交寄给据邮件和交汇的汇款，可以在国家规定的时间内持据向邮政企业查询。邮政企业接到用户查询，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尽快答复。属于邮政企业责任造成给据邮件丢失、损毁、内件短少的，邮政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

　　第二十九条 邮政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改变由政府定价的邮政业务资费标准或者设立收费项目；

　　（二）延付、截留、挪用邮政汇款；

　　（三）私拆、隐匿、毁弃邮件；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条 对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邮政企业交运的邮件，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运输企业应当优先安排运输，车站、港口、机场应当安排装卸场所和出入通道。

　　第三十一条 邮政专用车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喷涂邮政专用标志色和“中国邮政”标识，其他车辆不得喷涂。邮政专用车辆应当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使用，不得用于运输邮政经营范围以外的物品。

　　邮政专用车辆通过收费公路、桥梁时，经有关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减免车辆通行费。

　　第三十二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非法检查、截留邮件，或者非法检查、扣押、拦截邮政专用车辆。

　　邮政专用车、船和执行投递任务的邮政从业人员通过桥梁、渡口、隧道、检查站时，有关方面应当优先放行。

　　带有邮政专用标志的车辆运递邮件，确需通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划定的禁行路段或者在禁止停车的地点停车的，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通行或者停车。

　　运递邮件的邮政专用车辆，在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时，交通民警应当优先放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不能放行的，交通民警应当及时通知邮政企业，协助保护邮件安全和转运邮件。

　　第四章 快递业务

　　第三十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经营快递业务，应当依法取得省邮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提供不低于国家标准的快递服务，并接受省邮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快递业务。

　　第三十四条 邮政企业以外的在本省范围内经营的快递企业设置分支机构，应当向省邮政管理部门备案，未经其企业法人授权，快递企业分支机构不得再行设置分支机构。

　　办理备案时应当出具下列材料：

　　（一）快递企业的业务经营许可证；

　　（二）有与经营的地域范围相适应的服务能力的相关证明；

　　（三）严格的服务质量管理制度；

　　（四）健全的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的相关证明；

　　（五）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三十五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许可范围和有效期经营快递业务。快递企业停止经营快递业务的，应事先向省邮政管理部门报告，并及时妥善处理收寄的快件。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实行年度报告制度。

　　第三十六条 邮政管理部门对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颁发、变更、年度报告、注销等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冒用、租借和转让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对经省邮政管理部门核定承担运递快件的专用车辆应当喷涂快递标识，由交通部门办理道路运输证。对带有快递专用标志的车辆，有关部门应当在其通行、停靠及进社区揽收、投递等方面提供便利。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四）项、第三十二条第四款适用于快递企业及其从业人员。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条 省邮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邮政业务、快递业务的企业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的企业应当接受和配合监督检查。

　　第四十一条 省邮政管理部门对邮政企业专营业务的管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开办集邮市场经营集邮票品，必须报邮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经营伪造、变造的邮资凭证；（二）经营国家禁止流通的邮票、集邮品；（三）先于发行日期出售邮资凭证；（四）非法从事集邮票品进出口业务；

　　（五）走私或者经营走私进口的其他国家（地区）发行的邮票及其制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邮政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

　　快递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项、第四项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责令有关单位限期改正。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擅自拆除、迁移、损坏邮政设施的，由省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或者要求其依法赔偿损失，可并处以2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由省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未按照规定向用户明示其业务资费标准，或者有其他价格违法行为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由省邮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经营活动，没收非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5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的，由省邮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经营物品和违法所得，可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拒绝、阻碍邮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邮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的少数民族地区是指：甘孜、阿坝、凉山民族自治州和马边、峨边、北川、木里民族自治县及民族乡。

　　本条例所称的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由省邮政管理部门会同省财政主管部门共同确定。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